考核式治理失灵：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防治对策研究

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是当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基层形式主义是基层考核式治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产物，伴随基层考核式治理失灵而重复不断地再生。由于存在考核指标单向性、考核要求角逐性、考核检查泛化性以及考核评估卷面性等问题，基层治理相继陷入过滤型形式主义、邀功型形式主义、迎检型形式主义、留痕型形式主义困境。为此，新时代基层治理应强化层级协同治理理念，通过构建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矫正考核式治理失灵现象，从根本上抑制基层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     

"形式主义管理":本质、危害与治理路径

"形式主义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顽疾.它所带来的管理非理性、管理体制与管理权力的异化、管理的被动性等问题,抑制了管理功能的正常运行和作用发挥,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福祉的提升.治理"形式主义管理"应系统施策、标本兼治,重点围绕强化干部队伍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提升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建设学习型干部队伍等方面展开.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放管服"背景下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与调适

理顺权责关系是构建管理秩序的根本.基层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权责定位科学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公众对"放管服"改革的认知与评价,而且事关能否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推动"放管服"背景下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以广州市L区为样本,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背景下L区税收征管权责存在久被诟病的错配问题,表现为征管权责边界模糊不清、征管权责界定未能与时俱进、征管权责匹配程度不均.文章在对当前征管权责界定的制度现状以及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缘由进行深入探因的基础上,提出从制度、机制、技术、监管、舆论五个层面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调适基层税收征管权责关系,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充盈.     

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审视与改进

基层减负是党中央为改进基层治理、提高政策执行力、增强基层干部获得感而推行的重大政策举措,2019年被定为“基层减负年”。通过运用党口发文增强执行势能、在科层传达中创新政策内容、媒体广泛宣传营造有利执行氛围、地方主要领导以上率下、建立专项工作机制高位推动等策略,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在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践中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运动式执行、“一刀切”式执行、象征性执行,其根源在于思维定式与工作习惯、避责与邀功、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者重合。有效化解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党的执行主导地位、以问责力度提升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形成崇尚实干的执行文化、推动执行信息有效流通、提升基层干部的话语权、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     

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巡察治理"微腐败"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实践中,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巡察人员易受"熟人社会"影响、"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获取信息有限的矛盾、基层腐败干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难度等现实困境。应通过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创新巡察监督方式、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     

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矛盾的预警与化解机制探究——以Q市调查为样本

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社会发生动荡的根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因此,及时预警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成为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研Q市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研究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基层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程度,探求建立基层社会矛盾预警分级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提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之策.     

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

针对政府、居民和文化组织的复杂行为特征来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路径,是文化善治的重要举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路径"锁定"惯习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居民参与动因的外部依赖性和行动策略的消极性,文化组织经营管理行为的"政治嵌入"特色,构成了这些参与主体之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效的治理行动应致力于使政府在坚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让渡一些空间、资源与权力,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人情因素的正面效应,有效激励居民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扶持文化组织赢得社会认同。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各级政府的工作取向保持一致,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与公共精神,并为文化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机制。     

基层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广东云浮的基层治理特色是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其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和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挥很大实效,但也存在着群众被动参与、缺乏绩效考核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等治理困境,需要加以改进。其“传统资源＋现代管理”的机制创新、为新政提供制度保障的完善制度供给、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民主带动基层民主发展,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考察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体系中应是民主决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元利益的表达者和整合者、协商结果的检验者和落实者.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主体性彰显不足、"嵌入"渠道不畅、协商作用不充分、制度保障不到位等功能"失调"问题.需通过强化社会组织自我适应,加强信任与认同,提供扶持与保障,优化主体关系和社会环境等路径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