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论寻根小说景象描写中的宗教“神秘”——以张承志和史铁生的创作为个案

东、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感"神秘"表现有很大的不同,当代寻根小说景象描写中多有宗教"神秘主义"的情感元素呈现,然而其创作艺术比较缺失向崇高"神圣"维度升华的境界,以作家张承志和史铁生的寻根小说作比照,指出其艺术创作面向上的失与得。     

“情感折射”与“感物兴怀”:中西方表现理论之同异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形象地把文学比喻为"镜与灯",作家就是不断在镜里模仿、在灯中表现的创造者;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则崇尚情感的自然表达与表现,以期实现"物我合一"。中西两种诗学均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战国诸子著作的“三言”模式及其孔子形象的“重言”意味

《庄子》称其文由"寓言、重言、巵言"构成。其实战国子书大都具有《庄子》所说的"三言"模式。只是不同的子书中,三言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诸子三言之体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有对应的形式。这是因为,诸子著作与史传文学一样都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在战国子书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倾向,就是孔子或多或少是作为"重言"的角色出现的。战国诸子大多借孔子故事和孔子之言以自重,或者让孔子成为其学说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已极具影响力。同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学派又是争鸣、论战的百家之一。孔子的这种二重身份使其在诸子著作中成为复杂多变的形象。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略论刘勰对“虚诞”文学的批评观

刘勰在《诸子》篇中表明了他对于"虚诞"类文学的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不合于规矩的,对《庄子》文学特色有意识地进行回避,对《离骚》和《史记》中的"虚诞"内容也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故事"爱奇反经",是一种过失。他在品评这类文学作品时带有非常明显的宗经意识,这表明了他对"虚诞"类文学作品价值认识的局限性。     

“奇幻”的现实主义与“怪诞”的现代主义

卡森·麦卡勒斯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其写作风格深受南方"怪诞"文学传统及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奇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幻"与美国南方文学中的"怪诞"来挖掘两者的相似性和继承性。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叙美派”文学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

"叙美派"文学是阿拉伯文学中的一个特殊流派,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它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叙美派"文学对阿拉伯传统文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还成功地将东西方文学融合为一体,从而展现出阿拉伯文学的独特魅力。     

西游取经故事的主旨演变与玄奘身世安排的嬗变

玄奘西游取经故事在玄奘身世安排上呈现出从史传化到神圣化、虚幻化再到淡化的嬗变轨迹,这一嬗变和故事主旨的演变密切相关.早期的玄奘取经记载主要是对他献身佛学、光大佛法的精神进行赞颂,后来的取经诗话、平话逐渐地偏离史传,以文学虚构为主,西游取经题材戏曲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需要,极力杜撰与表现玄奘不平凡的身世,明清<西游记>小说则用游戏、象征笔法将玄奘西游取经故事改造成为神魔斗法故事.     

从戴厚英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人"声鼎沸中的"人",是由眼睛和心灵组构而成的克服了动物性的神人。正因为是神人,"人"才会认定世人的心早已蒙尘、朽坏,并试图给他们施行洗心、换心的外科手术。洗心、换心术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修辞,它的结果一定是发现"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从来就是"人"。     

老子与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之比较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将"自然"概念作为各自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二者都对"自然"做出各自的规定,尽管他们的规定有些许相似,但存在很大差异。作为东西方哲学早期的两位代表,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哲学思维格局与思考重心的不同。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从“逃避主义”视角比较《麦田的守望者》和“兔子四部曲”

"逃避主义"是美国文学中最典型的主题之一。在美国二战后文学中,"逃避主义"主题表现得更加突出。该论文以美国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品——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和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为例,分析"逃避主义"主题在二战后文学作品中新的表现形式和在不同文本中的异同点,以及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实。     

唐代陇右文学中的“北国风味”

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陇右地区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风采和文化个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为陇右地区打开了东西门户,以及唐前陇右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等等,促进了唐代陇右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及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为唐代陇右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底色、肥沃的土壤。唐代陇右文学在先秦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胡汉交汇,理性与感性融合的特征。陇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地域风情,无疑为唐代陇右文学注入了刚性之美,使其呈现出独特的"北国风味"。     

“民族寓言说”之谬及鲁迅作品在美接受的现代性问题

詹明信1986年论文《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将鲁迅作品《狂人日记》定义为民族寓言的典型,并论断"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弱化鲁迅作品中的文学内涵。本文在梳理鲁迅作品在美国的接受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民族寓言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并进一步指出其谬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诉求所作出的有意识的误读,以及对这种误读行为的无意识效仿,表现为"被忽略的现代性"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

"乌托邦"小说以及与其关联极深的"恶托邦""反乌托邦"小说等,并非不言自明的术语。学界对dystopia、anti-utopia等语的理解、界定各异,而其汉语译名"恶托邦""反乌托邦"等则往往相互混同。细辨之,"恶托邦"对应于dystopia,"反乌托邦"则对应于anti-utopia,"恶托邦"为"反乌托邦"的上级概念。"反乌托邦"小说是以"乌托邦"为潜文本,将对其之"反"作为立足点的一种叙事文学,即"反乌托邦"以"乌托邦"作为其隐而含之的前提,通过推演、戏拟,描绘乌托邦构想进入实践之后可能造就的黑暗世界,并通过对此种世界的渲染,表现了对"乌托邦"的拒绝。     

论“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五四"文学发轫之初,就夹杂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意识。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本质的差异,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关系在蒋光慈、柔石、丁玲等作品中有很好的表现。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延安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复杂性的一面。     

“东窗设计”故事演变中“王氏主谋”说辨析

"东窗设计"故事中王氏主谋之说,发轫于宋人笔记,在明清时期有不同的文本表现.其演变过程中的观念变化,正体现了作品雅俗风格的变迁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