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假球”的罪名适用及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关于假球罪名适用的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对假球的原因行为和假球本身都应予以刑法评价,然后按数罪并罚原则进行处理。但目前并无假球可以适用的罪名,应适时进行刑事立法,不过应设置较高的入罪标准,降低其适用范围。     

关于“两高”确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讨

为了刑事司法的适用,作为掌握司法解释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精神,使"两高"作出的罪名解释都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来看,"两高"的罪名解释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缺陷。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司法解释确立的罪名的研究,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切实保证司法适用的高度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于出租、倒卖“僵尸网络”行为的入罪化思路

僵尸网络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后续的操作行为,其中尤以倒卖、出租僵尸网络为甚.僵尸网络是一种对用户计算机的非法控制状态,后续操作行为本质上是无偿占有他人计算机争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而倒卖和出租僵尸网络属于"使用盗窃"中的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当优先考虑此类行为的独立入罪化.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罪名命名问题研究——基于“两高”对《刑法修正案(九)》罪名所做司法解释与《刑法一本通》的比较考察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     

“票贩子”现象及对策

寒假和春节将至 ,各大火车站“票贩子”倒卖车票现象严重 ,铁路警方虽进行了“围剿”,但效果不尽人意 ,本文分析了“票贩子”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危害性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对策分析。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补说

本文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在前人基础上对表示进入义的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作出进一步补正,认为表示实在意义的进在历时发展中逐渐替代了入;而表示抽象意义的进入时,进对入的替换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少数组合中的入可被进替换。     

语法意义的释义维度及词义验证——以“敢、来”为例

语法意义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解释,维度不同,词语的释义就不同。在当前的语言类论文中,学界大多使用替换、删除、对比等方法来验证释义的正确性。论文以词语“敢、来”为例,指出一些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用替换、删除、对比等方法来验证释义的合理性。“不敢”主要起提醒、劝告的作用,并不是表示禁止。情态动词“敢”并没有反问语气这种功能,可以表示“更大的可能性”这种认识情态义。方言中“来”常用来表示时体意义,主要用在祈使句中表示将来时。     

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危害、原因及对策

文章分析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危害,即尚未上学就已厌学,压抑天性剥夺快乐,违背生理损害健康,打击自信个性失健,片面发展错过关键。并讨论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原因和发展过程：逐利幼儿园的生存策略到小学教师的积极反馈再到家长的要求和推波助澜,最后发展到各幼儿园主动或被动的卷入。针对于此,提出了治愈学前教育“小学化”的解决方案：一是政府应加大治理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力度,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小学教师应熟悉幼儿的发展规律,改革小学低年级教育;三是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     

“都”、“也”、“又”主观化用法的异同

副词＂都＂和＂又＂的主观化用法都表示强调语气,＂也＂则表示委婉语气。在极性表达和程度表达方面,＂都＂和＂也＂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强调表达用＂都＂,委婉表达用＂也＂;在增量表达方面,＂也＂和＂又＂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委婉表达用＂也＂,强调表达用＂又＂。和强调表达相比,副词的委婉表达要受更多的限制,强调和委婉不是对称的。因此＂也＂和＂都＂、＂也＂和＂又＂的语气表达不是完全平行的。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日本刑法结果加重犯中的共犯的理论与实践

在日本，由于学者所持共犯理论根据不同，以及学者的立论角度不同，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迥异，这样对行为人的处罚结果自然也会不同。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司法实践而言，这种情况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可能会出现同罪不同罚，会使得刑法应用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未成年人犯罪及刑事待遇

占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建设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国有11.6亿人口,其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20年后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顶梁柱。决定着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得失成败。然而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正如冰山悄悄浮出了一角。本文对当今未成年犯罪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对未成年犯罪的刑事待遇问题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以此呼吁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待遇,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我国刑法中的包容犯问题研究

包容犯是法定的一罪和加重的犯罪构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罪数形态,在我国新刑法中存在多处包容犯立法例,其和结合犯、吸收犯、牵连犯等一罪的形态存在差异,对包容犯应依法按照包容罪名的加重构成论处。包容犯立法例存在一定事实和逻辑上的依据,体现了立法者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但包容犯立法例也存在不少弊端。刑法学界应在对包容犯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比较论证的基础上来探讨这种立法例的存废。     

犯罪本质与本质特征新界说

由于没有先弄清犯罪本质与犯罪本质特征的关系,故国内刑法学至今还在回避犯罪本质问题,对犯罪本质特征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看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本质是犯罪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着犯罪本质特征,而犯罪本质特征则是犯罪本质的外在体现;立于犯罪构成的内在联系及其结构和刑罚的目的与功能,犯罪本质应是犯罪人之于社会秩序的极端蔑视态度,而立于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犯罪本质特征应是应受刑罚惩罚性。     

风险社会下经济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刑法对部分经济犯罪的罪名、罪状的设置契合了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的要求,但这并不能盲目归结为风险刑法理论指导的结果。在刑法介入经济犯罪的限度上,肯定刑法应积极回应风险社会、提前介入经济风险的观点与刑法应适度克制的观点不分伯仲。通过对风险的本质、风险与危险的界限等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应当严守传统刑法思想,固守罪责刑法、刑法谦抑等基本理念,严格贯彻经济犯罪的二次违法特征,只有在风险已经转变为危险,而且其他手段均显得无能为力时,才可以考虑刑法的介入。     

论我国刑法中的无被害人犯罪

目前，将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与趋势，但是我国立法与刑事政策在无被害人犯罪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原因有实践中的问题，亦有理论上的困惑。这种状况将影响我国社会与法律之发展。文章从阐述无被害人犯罪理论出发，对我国刑法中的典型无被害人犯罪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了我国刑法中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的立法建议。     

防控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金融犯罪是高发性、高危害性犯罪,要达到整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目标,必须对相关刑事政策进行研究和调整。通过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总结和分析了金融犯罪以往的刑事政策,并对金融犯罪应采用的刑事政策提出了设想。认为应根据＂宽严相济＂的总体要求,按照＂严而不厉,渐进调适＂的思维设计刑事政策。其中＂严而不厉＂指保持高压性的刑事规制姿态的同时,妥善解决＂刑罚过分依赖症候＂的倾向;＂渐进调适＂指充分考虑制度环境,采取连续性、平稳性、阶段性的方式来构架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刑事政策,避免对金融生态造成过于剧烈的扰动。     

论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本质的合理性

在作为规范学科的刑法学当中,犯罪的本质只能是刑事违法性而非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刑事司法;其内容既包括行为在客观上与法的秩序相违背,也包括行为人本身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存在罪过并具有归责可能性。刑事违法性中所指的“法”应指法律规范而非法律条文,指实定法而非应然法,指具体的法律规则而非抽象的法律原则或公共政策。相对于社会危害性而言,它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标准;在司法的意义上,它是犯罪成立的惟一条件。     

不作为犯与我国刑事立法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不作为犯的规定缺乏体系性。在刑法分则中具体列举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是很难实现的,在总则中加入不作为犯罪的原则性规定,同时,适应现实的迫切性,增设见危不救罪,是适应我国现实的一种立法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