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心学"心外无物"论的哲学性质

认为陆王心学尤其王阳明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几乎已成了中国当代学术界一个广为人知的哲学论断.然而,王阳明心学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客观的天理本体论,这一点就是从王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论的哲学特征也可以看出来.同时它亦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哲学所特有的中国哲学文化语境的产物,其伦理型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有其生长的中国哲学文化语境.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其内在意蕴,还原其本来面目.     

“心即理”辨

程朱"性即理"、阳明"心即理"的论断,为宋明理学之道德形而上学基石.考虑到现代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故若要儒学为人们所理解,必须从根基处重新阐释,本文遂尝试提出意义世界说,以解决这个"儒学现代化"中奠定基础的关键问题.程朱、阳明断定人的存在中内涵着天理(诸先大儒称作本性或本心).是一个正确的论断.错误之处在于对其来源的解释.本文论证,天理并非源于天命,而是来自客观地存在于文化中的意义世界.本文以笔者早年提出的"'我'之六义"说阐明,人的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之维,此维由意义世界浸润化成.立此说,极容易解释,常人何以未有天理之全;修养用功,致力处全在观照意义世界价值内核并化入自身,遂可判定朱学高于阳明学.并据意义世界说,对牟宗三"智的直觉"、"良知是呈现"说之得失作了评判.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陆九渊"心即理"的一种读解

陆九渊在科举制度严重破环士人的人格,浮论虚说的学风盛行的时代条件下,为回归孔孟儒学之真精神,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心即理"要求学者收拾精神在内,以明得本心,也即明得天地赋予人心之"实理"。人们在实事实行中依理而行,才可谓通向圣贤之路。象山"心即理"命题提出了一种相异于程朱学派的心性理论,有其特色,也有其缺憾之处。     

谈陆九渊的"心即理"

为深化对陆九渊心学的认识,推动宋明理学的发展,运用文献索引与诠释的方法.论述了陆九渊"心即理"命题中"心"与"理"的关系及其理论在现实中的落实和发展趋势.结论认为:陆九渊的"心即理"指"心"与"理"相即不离,二者以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结合着;当陆九渊把"心即理"落实于社会道德领域时,"心即理"则体现为"本心即理".在道德领域,陆九渊又以消解方式把"本心即理"推到极端,从而达到其识理以自律的要求.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内涵和意义——读《传习录》所思

在王阳明整个心学哲学体系中,“心即理”说是其所有哲学思想的第一命题,是理解“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的前提基础.“心即理”说包括何为“心”和“理”、心与理的关系、心与物的关系三个方面的内涵.它的提出不仅对于程朱理学以理为本体的哲学思想的权威地位构成了挑战,而且对于后世的各方面影响也颇为显著和深远,具有学术、道德、政治、人文四个向度的价值和意义.     

实体形上本体的建构--阳明心学"心"本体的意义

程朱理学建构起以"理"为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使得原始儒学对实存道德描述的形态实现了形而上的跨越.但"理"本体只在道德的范阈内打转,对于道德之外的现实生活并不具备理论解释力.王阳明从儒学的道统意识出发,将儒学的形上本体从道德范阈内超拔出来,建构起以"心"为本体的形上学.王阳明的"心"本体具备"超道德性",既是"有",又是"无",是不同于"理"等表征关系概念的"实体"概念,故,"心"本体与"理"本体在先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导扭转了儒学在三教竞争中的劣势.     

论王阳明的“理生于心”:内涵、原因与工夫指向

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本心所发的意念即是理,而其深层含义则是理生于心。理生于心首先意味着心既是意识和行动的发动者,也是调控者,即性理直接出自于心;其次则意味着性理统摄事物之理,即性理澄明能促使人去了解事物之理,而非遗漏事物之理。心之所以能生理,关键原因在于心本非内,万物原本内在于心之中,心原有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的冲动,而万物的妥善安顿即是理。从工夫的角度来说,理生于心意味着不必如朱子所说的那样首先以格物的方式求理于事物,而应该求理于心。因为即用是体,所以心即是理与理生于心可以同时成立。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诚”是道德的心灵根基

儒家认为,在德性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德性的心灵根基.具体表现为:(1)"诚"是善的源泉;(2)"诚"是为善的持续动力;(3)"诚"是乐善的心理依托;(4)"诚"是道德教化的力量.     

康德"判断力"原理是怎样的美学原理

康德一生的伟大事业,是进入"批判"期之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三大批判巨著(1781年完成第一批判,1788年完成第二批判,1790年完成第三批判).     

物理主义框架中的心和“心的理论”--当代心灵哲学本体和理论层次研究述评

物理主义在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影响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在心身关系问题上,还原的物理主义太强了,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作为物理主义似乎又不够强。在理论的层次,取消主义、工具主义和意向实在论对"心的理论"的讨论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却也各自存在严重的问题。物理主义的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清关于心的性质的许多问题,但是它能够将我们对心和"心的理论"的认识带到多远还尚未可知。     

王阳明"心即理"社会控制思想初探

社会控制思想是人们关于社会控制目的、方式的设想和构想,是关于如何达到控制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王阳明从"心即理"思想出发,总结出一套社会控制思想并付诸实施.本文力图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王阳明的思想主张进行一番梳理.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诉讼现代化:从"以事实为根据"原则转向"证据裁判"原则

在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中,"以事实为根据"原则因其固有的封闭性特征而成为我国诉讼现代化的障碍.要解决应当以什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在"客观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案件事实"之间真正能发挥"根据"作用的某种介质--证据."证据裁判"原则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其本身的开放性特征也正符合我国诉讼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放弃"以事实为根据"原则,转而采取"证据裁判"原则,以实现我国的诉讼现代化.     

论朱熹“回到三代”理论建立与“道心”、“人心”

"回到三代"是朱熹毕生努力的理想追求,他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二程"道心"、"人心"二分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地贯通起来的,并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使"道心"、"人心"合而为一.朱熹"回到三代"的理论构想是在解决"道心"与"人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道心"与"人心"是同一的,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回到三代"是符合"道心"的,但更需要人去实现它,需要"人心"的作用--发为情、发为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