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组织形态看互联网平台治理

平台化是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趋势,对企业商业模式、社会关系与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法律模式在对互联网平台规制中存在明显不适,从监管义务到侵权责任都无法进行合理分配。设计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并不能依赖现有法律规则,而应该在继承现有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观察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根据互联网形式下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针对性地创造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有效规则,使得从使用者、平台、第三方和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建构平台治理的良性生态     

互联网平台的动态竞争及其规制新思路

呈现出免费模式、锁定效应、跨界竞争等新型特质的互联网平台不断挑战反垄断规制的既有路径.技术创新无疑是互联网平台异质性因素产生的根由,亦是其动态竞争机制的内生动力.熊彼特“创新性毁灭”理论符合互联网经济的实践场景,能够为互联网平台激烈的动态竞争提供理论解释.基于技术创新的动态竞争属性,注意力价值的量化、平台的类型化及平台企业的并购行为,应当成为未来互联网平台垄断规制的主要考量因素.最后,由于动态竞争理论存在模糊性弊端,对互联网平台的地位固化倾向应保持适度的警惕性.     

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保护义务研究

互联网既是各方主体分享优秀资源与作品的平台,亦是各类网络版权侵权纠纷的重灾区.在平台化成为主要趋势的时代,对迎来新型角色转型与升级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置了更多的义务.传统技术背景之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版权保护采用的事后规制模式已然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版权纠纷,应当顺应互联网时代技术革新与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对于特定版权场景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定位,从主体类型之划分、履行义务类别之划分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保护义务的完善路径等角度出发,对其各自应承担的版权保护义务进行重新梳理与建构.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信息工具视角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事后监管为主的治理模式屡屡失效,监管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方面面临很大挑战。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多方协同共治提供了良好平台,治理信息工具在互联网中可以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依托互联网,通过多元参与、风险交流和风险预警可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水平,促进各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共识的达成。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公众树立参与治理的责任意识,政府应树立开放治理和云端治理思维,同时加强对互联网本身的治理。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风险、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因为其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的特性快速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从依靠创新开辟市场,到使用"价格战"抢占市场,再到利用并购拓宽市场的过程.然而,互联网平台的并购行为因数字市场的特点存在反竞争风险,其中初创企业并购可能消除竞争和创新,而跨领域并购则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力量.现行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在规制互联网平台并购行为时存在着申报标准不合理、竞争效果评估困难和处罚力度过小等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当从立法层面建立综合性申报标准、推定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并购行为违法制度和提高处罚力度,在执法层面革新竞争效果评估方法,以完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门户风险管理研究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将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平台技术与传统银行业务相结合,以商业银行门户网站的形式植入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门户平台的运营模式按照所代理产品或服务在投融资服务中的性质分为信息类、信贷类、保险类、理财类和综合类。受到代理金融产品风险传染和新技术、新交易形式、新业务流程的影响,商业银行门户出现了新形式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业务管理风险、金融系统风险、政策性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建立以突出横向监管和加强个人与金融产品信用评级的风险管理模式。     

算法歧视的侵权责任治理

算法运用导致的算法歧视正危害着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同国家（地区）分别从事前预防或事后问责两个维度展开对算法歧视的治理；目前我国在事前主要通过公法进行数据规制与个人赋权，同时在事后采用行政问责来应对算法歧视。在事前预防模式下存在新型权利行使障碍、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事后问责机制则忽略了民事主体的私法救济路径，存在效率低下等弊端。鉴此，需要明确算法歧视作出方的民事义务，在行政问责机制基础上完善以私法救济为核心的侵权责任法律体系，丰富事后问责体系，与事前规制共同治理算法歧视。在路径上可通过厘清算法歧视归因、公法规制困境以及侵权责任救济的适配性，将公法中对算法歧视治理的理念纳入侵权救济体系，对算法歧视侵权的归责原则、过错认定、免责事由等内容进行丰富与扩展，达到国家干预与调控算法歧视相济的正当性目的与法律效果。     

互联网平台的自我规制及其再规制

互联网平台凭借对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的高度垄断,形成了巨大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信息生产影响力。准确认知互联网平台自我规制的独特优势和价值,深入探究对互联网规制进行再规制的意义和路径,通过规制机制优化、规制策略优化、规制责任强化,实现互联网平台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互补、互嵌和互动,以更小的成本实现更高的规制效益,对于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健全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垄断性质疑:历史与逻辑

目前,一些关于"垄断性"的表述反映了业界对知识产权的误解,如将垄断性视为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知识产权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并直接成为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该误解源于将"垄断性"解释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混淆了知识产权垄断性与经济垄断、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封建特许权造成的垄断在知识财产的私权化后已经嬗变,知识产权与经济垄断、反垄断并无直接与必然的联系,因此知识产权"垄断性"的表述将终究难逃被摒弃的命运.     

知识产权垄断性质疑:历史与逻辑

目前,一些关于"垄断性"的表述反映了业界对知识产权的误解,如将垄断性视为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知识产权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并直接成为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该误解源于将"垄断性"解释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混淆了知识产权垄断性与经济垄断、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封建特许权造成的垄断在知识财产的私权化后已经嬗变,知识产权与经济垄断、反垄断并无直接与必然的联系,因此知识产权"垄断性"的表述将终究难逃被摒弃的命运.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创新、贸易、投资、人权、就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广泛领域的全球性因素。作为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仅是我国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实践,而且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对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有益指导,对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动力机制、政治过程、经济效应、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国的应对等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理想模式不清晰;对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想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策研究的深化等。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解析与对策

随着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凸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正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以经济分析法学为指导,将经济学的模型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之中,开创性的用经济激励模型和委托—代理模型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探析我国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选择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安排及对策。     

论免费软件经营者的法定和契约义务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开放共享精神的发展、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的改进,以及软件经营商业模式的改变,免费软件越来越多地呈献给广大互联网用户,随之也带来了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有发生.软件免费经营如何实现盈利,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软件免费是否意味着软件经营者就无需承担义务？文章主要阐述了免费软件概念、内涵、盈利途径及法律性质,并通过对免费软件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契约义务的分析论证,提出有效的法律规制建议.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随着人类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保护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成为反映和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     

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误区

我国在处理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明显存在误区.国内企业不管从自身知识产权发展的内在环境,还是从外在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来说,普遍滞后于外资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处境下,国内企业既要面对外资企业凌厉的知识产权攻势,还要面对越来越严厉的行政及司法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然而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往往得到行政等执法部门的特殊待遇.行政执法部门鉴于国际舆论压力等,强调加强针对国内企业涉嫌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国内企业知识产权部门建设起点低,成效缓慢,自身重视程度也不够,在很少能获得来自行政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等帮助的状况下,一味地对其加强打击力度,无疑是一种武断的、片面的、缺乏思考并且最终将导致执法部门与企业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的不可取的知识产权保护局面.所以,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护意识,正确认识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的性质,帮助国内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进而合法合理地解决国内和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律争端,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发展创造条件.     

知识产权经济模型及其认识

从知识产权经济的含义入手,在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的边际收益基础上,构建知识产权经济模型,并分析其积极作用及引起的社会净损失;最后指出应理性认识知识产权经济权利的扩张与利益平衡。     

互联网发展对当下知识产权法律冲击的思考

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产、生活以至观念,然而,互联网的发展也对专利、商标、著作权及商业秘密等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了一系列冲击,比如：互联网使得知识产权法律特征产生变异,专有性、地域性变得不那么清晰;知识产权纠纷的司法处理和管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应认真研究和考察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以采取应对之策。     

我国知识产权保险模式探论

随着知识经济的日益深化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化，知识产权纠纷日益增多。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对我国保险业，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使用者都是一大契机。基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商业性保险的缺陷以及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脆弱的现实，在保险模式上，我国应该选择政策性知识产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