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含自然资源存量和制度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来探讨"资源福音"与"资源诅咒"的悖论问题,阐明不好的制度可能诱发"资源诅咒"的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资源诅咒"命题以及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域层面上是成立的。低质量的市场分配资源制度和产权制度遏制了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引起"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能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自然资源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空间相关关系,资源越富集的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制度的质量,在因果循环机制的作用下,制度质量越低导致"资源诅咒"效应越严重。     

资源诅咒、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但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否成立,国内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研究基于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不可再生资源、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省际层面成立,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反而受阻;产业结构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尽相同,相对于非资源型地区,第三产业在资源型地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最后给出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发展服务型产业等政策性建议。     

资源诅咒与经济发展门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对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解除资源诅咒效应的途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呈明显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资源诅咒效应,东部地区则并不明显。通过进一步对能够消除资源诅咒效应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对外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源诅咒效应,而人力资本和研发在缓解资源诅咒效应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2004-2018年中国入境旅游带动经济增长转型升级效应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分析2004至2018年中国省际年度数据,研究入境旅游业是否导致经济增长机制转换,以及在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都存在非线性机制平滑转换,但具体转换过程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在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存在单一机制转换,而东部地区存在高度重合、方向相反的双重机制转换;从转换速度而言,中西部地区机制转换最快,全国次之,东部地区最为平滑,彰显各地区机制数量和转换速度差异。除产业结构外,入境旅游在门槛值前处于导致各变量促进经济增长高机制状态,在门槛值后则处于低机制状态,说明入境旅游发展导致多数变量促进经济增长边际效应递减,但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入境旅游业不仅需保持整体创汇能力递增,更需横向考虑区域差异,同时纵向优化产业结构,从双重维度结构层面保证其引致经济增长机制的稳定性。     

资源禀赋与“资源—经济”系统的有序度——“资源诅咒”在中国省际层面的再检验

区域经济系统基本符合耗散结构的特征,可以利用熵变模型来度量系统有序度的动态变化。利用灰关联熵和1998-2009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际的"资源—经济"系统的有序度进行分析。"资源—经济"这一经济关系存在时变特征,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资源禀赋对"资源—经济"系统有序度的影响,从而从系统论的角度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了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里,"资源—经济"系统的有序度同资源本身有着负相关的关系;资源禀赋对"资源—经济"系统熵变值在2003-2005年三年间的影响是最大的;资源禀赋会通过人力资源途径和制度途径产生"资源诅咒",但这两种途径的影响度在不断减弱。     

中国城市“资源诅咒”现象的实证检验——基于资源利用效率传导机制视角

以“资源诅咒”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基于松弛的方向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了中国2001—2010年110个重点城市传统和新型全要素生产率,据此构建了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明显高于水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其中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最低;城市层面“资源诅咒”现象存在,即资源丰裕与城市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资源利用效率是导致诅咒效应产生的重要传导途径.     

“资源诅咒”:制度视域的解析

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悖论被称为"资源诅咒".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两区域模型的三阶段分析,来证明"资源诅咒"的发生源自一个区域在增长初期所倚重的生产要素的选择,且这个选择以交易费用最低为标准.虽然自然资源丰裕区域最初的增长路径是完全理性和经济的,但因其在增长过程中不合理的制度及其变迁过程中恶性的路径依赖,从而被资源所"诅咒".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是否减弱了经济波动及其负面效应？

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检验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是否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同时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以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后有正效应.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1996年之前和1996年之后影响不同,分别是正影响和负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这一影响转而为正.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传导机制:理论与经验

该文从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对"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经过理论分析与经验的验证得出:各省份间生产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和资源产业的特质使资源富集地区的优质生产要素向区外转移,国内产业分工的形成使得资源富集地区成为其他省份原材料的供应地,造成资源富集地区形成越来越单一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政府短视和财政幻觉的作用下,资源富集地区易丧失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机,最终使其产业结构固化,产业升级受阻,陷入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型产业维持经济发展的陷阱之中。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维度,基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的分析,从资源配置效率与微观生产效率层面选取影响因素,利用中国2003-2015年30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引进、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各因素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因素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空间一致性因素为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因此,东、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与逻辑不尽相同。     

辽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辽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状态,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已成为制约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势在必行。立足辽宁实际,在明确辽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遵循的四个原则的基础上,提出辽宁经济发展方式应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依赖型向科技进步依赖型转变,从投资依赖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推动型转变,从不可持续发展型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型转变,从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型向消除二元结构型转变五种转变路径,这对辽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研究——基于2000—2009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加入自然资源的CD生产函数和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是,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偏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建议从加快资源税改革、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扶植区域主导产业、壮大优势产业集群等方面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一带一路”中国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DEA-Malmquist-Tobit方法

提升“ 一带一路”中国区域各省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程度减轻水资源利用不足对经济产生的约束效应,可从水资源角度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充分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对 2011—2015 年“ 一带一路”18个省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并用Tobit 模型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18 个省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各省市差异较大,呈现东南>西北>东北>西南的区域格局;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整体呈增长趋势,其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定;人均 GDP 和人均水生产与供水企业产值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人均水资源量、人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用水结构、水生产与供水企业数量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显著负相关。 基于此,提出加强区域间技术合作、优化农业用水结构、合理进行水利设施项目投资和深入推进区域水权市场建设的对策建议。     

市场机制缺位下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换权衡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资源配置低效率相伴随,有其深刻的体制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改变要素组合,提高配置效率。该文对于现阶段政府和企业为什么存在“粗放”偏好、政府和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边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市场价格机制何以扭曲等问题给予了回答,并做出了将政府资源配置量控制在适当水平,推进政府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论。     

核电事业发展中我国铀资源对外依存度探讨

铀资源对外依存度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铀资源进口量占本国铀资源需求量的比重。随着核电事业发展,且国内铀矿资源自然禀赋不佳,铀生产难以满足自身需求,铀资源对外依存度一路攀升到83.3%。这一情况说明,我国对国外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受国际铀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越来越大。对此,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反应过度,而应该理性看待,既加大国内铀矿勘探开发投入力度,也保证国外铀产品持续稳定供应,通过加大国内铀生产、推进海外铀勘探开发、开展国际铀贸易、增加铀储备等多措并举,以保障核电事业发展中我国铀资源的长期供应安全。     

能源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及其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能源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文章采用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Malmquist-DEA生产率指数对中国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基于1993—2011年中国29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能源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能源效率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能源效率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和创新水平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表明能源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在于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和创新三个方面,其中创新是能源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传导渠道。       

资源约束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各种资源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影响模型,并运用1990‐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外资资源、内资资源、进口资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研究发现：资本资源中的内资是目前青岛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次是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外资和进口资源的贡献率较低,青岛市仍是资本拉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合理利用资本资源和国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