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清廉政风形成原因探究

本文认为由于唐代对官吏的铨选、考课、法律监察以及高俸薪等方面的具体政策，促使官员廉洁奉公，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政风。     

蒲松龄法律思想试探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这座古老而又丰富的宝库,正在被缓缓打开。它已被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加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不能不看到,这一部门的研究还仅仅囿于立法的帝王、修法的辅臣、执法的官吏及有影响的政治家。实际上,统治阶级有其法律思想,其他阶级也有其法律思想;当朝官吏可以对法律做出各种阐明和解释,平民布衣也可以对法律表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发掘和研究那些尚未被注意而又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法律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批判继承这份宝贵遗产,无疑是必要的。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秦代法吏体系考略

(一)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法律实施,就提出:“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①。”意思就是说,国家要为贯彻法令设置官吏,请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担任各级司法官吏,主持司法工作。他们设想的具体方案是,在朝廷中设置三名法官:天子殿里设一名法官,御     

辽朝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探析

辽朝注重选拔人才,加强法制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具体包括:职官选任的方式、任官的标准、官吏的考课与惩治方面的内容。辽朝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既有继承中原王朝推行的科举制度,又有保留契丹民族特点的世选制度。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沈家本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的时代特色

沈家本一生致力于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年深历久的司法官吏,具有丰富的立法和司法经验,而且是一个极负盛名的法学家,既谙熟中华法系,又精通大陆英美法系,被时人誉为“法学泰斗”。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过程中,他一方面比较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对之做出了一定的批评和总结,一方面大胆地吸收了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精华,把资本主义的法律、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形式引进了中国,为开创近代法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国法律和法律思想由封建主…     

德与周代选拔官吏政策

当我们从政治伦理标准的角度出发 ,将目光凝聚到周代的选拔官吏政策上 ,则不难发现 ,其显然受德的影响。德与选拔官吏政策的结合 ,是周代严格宗法制下 ,有效选拔官吏、使之在政治上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明古以鉴今 ,对周代受德影响的选拔官吏政策的探讨 ,对现阶段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不无裨益。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战国时期燕国诸制度稽考

在本文对战国时期燕国的官制、郡县制、俸禄制、兵制、刑制等制度进行了详细 考究。燕国官制分为政事职官和军事职官两大类，政事职官有相、司徒、司寇、司工等２０余种， 军事职官有将和司马。燕国的都郡县制设置较晚，郡守、县令均由燕王任免。燕国任用官吏，是采 用俸禄制的形式，任免官吏，是以玺印凭证．燕国有左、中、右三军，燕王还有自己的禁卫军。燕 国有监狱及劓、刳腹、刳肠、斩、截等刑法，颇为残酷．     

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的法官责任制度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规范详密。它强调给错判案件的司法官吏以刑事惩罚和行政处罚，但不要求他们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而其立法却与实践相脱节，法律规定很严，实际执行的很少。它的发展充满了孤立性、排他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专断性。它虽然是皇帝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工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使人民少蒙受法外冤狱和摧残的积极意义。可以说，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诉讼史上是一个陵起的高峰。今天探讨这一制度，对于我们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不无裨益的。     

唐代的廊下食与公厨

廊下食，又名廊餐、廊食、常食；公厨，又称官厨，指朝廷各部寺监及地方州那衙门自设的食堂，二者均是唐政府为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高官吏责任心的一种优崇措施。因史料散乱，史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甚为薄弱，本文力足搜求散见各处的史料，对唐代廊下食与公厨的沿革、作用、食料来源诸问题试作探讨，以期使该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并就教于方家。     

论法律价值观──法律价值问题再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法律价值观是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看法，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价值追求或法律价值目标与法律价值尺度或法律价值标准。显然，它与法律价值之间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前者具有主观意志性，后者具有客观性、但法律价值观还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它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同时，法律价值观具有群体性，它总是在一定的民族中形成并与自己的民族传统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努力造就一种科学的法律价值观时，应正确理解法律价值观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考虑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历史传统等因素。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推进西部大开发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极为重要的“核心工程”。 一、推进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首先，从法理上说，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具有指引、预测、教育、强制作用，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通过法律，人们可以知道国家的发展目标、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可以知道国家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必须做或不该做；依据法律，人们可以估计相互间如何行为，从而作出合理的安排；随着法律在生活中的反复运用，人们被法律同化，从而自觉遵守法律；法律还通过制裁违法行为保护…     

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

人类史上的法律信仰经历了习惯法信仰、宗教法信仰和世俗（国家）法信仰三个历史时期。并非所有的法律都被信仰，唯有具备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三要素的法律才有可能成为主体信仰的对象；而且由于现代法律既具有被主体普遍信仰的价值基础、真理基础、行为操作基础和道德基础，又在确立法治原则的现代社会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使得法律作为最权威、最首要、最基本、最普遍的信仰对象具有了现实性。当然，主体信仰法律还需要具备从利益感受、价值认同到法律信念之三个主现条件。只有主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运用权利、遵守义务，才能把内在的法律信念与外在的法律行为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律信仰。     

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批判

在近代,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走向崩溃和清朝统治的日趋衰微,封建官吏的腐化、无能、贪墨、骄横、残暴、也日甚一日。长期来我国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这时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封建吏治的败坏,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因此,我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们在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批判封建制度的时候,往往首先对封建官僚制度展开批判。 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们指出,封建官吏之所以普遍无能,贻误国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造成的。 自隋唐以来。我国封建官吏的选拔主要通过科举。在清代,官吏大多数是靠所谓“科举正途”选拔…     

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研究综述

法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法学研究者在温室气体减排、限排和封存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内外能源法的比较研究、依法监管碳排放权与温室气体排放、探索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相关法律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等领域。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学者认为应加强法律建设，提高应对能力。此外，我国学者还就气候变化对海洋、航空等方面法律提出的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发展到后期,经历了元末的动荡,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大一统。作为一位封建政治家,他勤政爱民,不辞辛劳,为明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他重视法制,执行认真,冀图通过国家法律的框架严肃吏治和约束功臣。然而,事与愿违,官吏贪赃枉法,功臣更是骄纵不法,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严峻的形势使朱元璋的“忧危”情绪日甚一日,更激起其猜忌多疑的心理。于是,在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对官吏和功臣法外加刑,进行了大规模的诛戮,确实对吏治有所匡救。但是,他狂暴杀戮,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其整顿吏治和屠杀功臣的全过程而言,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试论先秦乡官制度

乡官虽职低位卑，但作为国家政权最基层的官吏，其作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本文拟通过对先秦乡官制度的研究，对作为中国乡官制度源头的这一制度的产生和演进以及乡官的选任、职责和监督考核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汉代谣谚与官吏品评

汉代谣谚以人物品评谣谚突出,但就人物身份而言实以官吏为主体。谣谚与官吏对应关系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东汉"举谣言"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发展的结果。汉儒将风谣从"民心"到直指"天心"的提升,使风谣与吏事在阴阳五行体系内相对应,从而建立了谣谚与官员考评的关系,完成了谣谚于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构建。这也是东汉将"观采风谣"提升成"举谣言"制度的思想基础。谣谚在汉代官吏考评任免中发挥的效用,使汉代社会对谣谚有着特别的重视与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汉代谣谚以官吏品评为主的文学面貌。而官吏品评对事功治绩述写的要求、对传播与交际功能的需要则是汉代谣谚叙事特征突出、七言句式大量出现与程式化形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