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系统型思维

按照认知理论的观点,对作品的解读实际上就是批评者构建意义系统的过程。这一系统是个复杂而丰富的认知—判断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系统型思维。就横向而言,它把文学作品同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联系起来,把文学活动同其他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就纵向看,它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历史系统和意义系统的统一:作为历史的系统,它特别重视作品间的相互传承和影响;作为意义系统,它重视文本内部的多层象征和隐喻。纵向的系统型思维对作品的解读路径又分为上位路径和下位路径两种取向;上位取向服从于比它更上一层系统的规律;下位取向主要是把一个作品看成一种由这样三层意义构成的寓言系统:一是文字词典意义,二是隐含的比喻意义,三是由比喻意义而导致的读者更深层次的联想。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守旧的民间叙事

有着自己叙述传统和策略的民间叙事真切地表达着居下位的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在相当意义上,百余年来居上位的精英对民众情绪不同程度的忽视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也使得当下的都市化进程弊端频现。关注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将民众视为情感对象,了解、感受民众的情绪,会有助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这也是关注群体日常生活的都市民俗学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的疏导与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多。在这当中,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不断调处矛盾和化解冲突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社会稳定预警机制包括网络信息收集报告系统、舆情事态调查分析系统、矛盾危机处理疏导系统。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亚里士多德论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和冲突

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的稳定就是政体的稳定,而政体的稳定主要取决于社会阶级基础的稳定。只有中产阶级执掌的政体是最稳定的。中产阶级符合中庸之道。社会的不平等是导致社会危机或冲突主要的因素。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财富、名誉和权力的分配上。他提出了10种防止社会冲突的具体方法。精辟地论述了公民教育对各种政体稳定的巨大作用。     

解释与改造: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民间宗教问题

一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可以将人类文化分为上位层次文化和下位层次文化.依此类推,作为人类文化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也可以分为上位层次宗教和下位层次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释、道三教可以说是上位层次宗教,它们反映和代表的是官僚士大夫的信仰追求和理想境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极力保护的宗教;与儒、释、道三教既有渊源关系又有重要区别的民间宗教,可以说是下位层次宗教,它反映和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信仰追求和理想境界,是被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严厉禁止和坚决镇压的宗教.如果从宗教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也可以说是与儒、释、道三教并列的中国第四大宗教;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又是位列儒教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宗教,这是因为民间宗教早于佛教在中国流行,又先于道教或可说是道教的母体①.     

应该把“自主权”同“主权”区分开来

权力只能在权力系统内运行。每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都有一个处在起始位置上的权力即主权,它产生和决定着其它权力,而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在权力系统外部,互相独立、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只存在利权关系,不存在权力关系,因而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所谓"主权的对外方面"实际上是自主权。主权属于权力,而自主权属于利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后殖民文学的缘起和研究

被称为后殖民文学的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文化异质性,它最初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现象的一种反应。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以批判殖民主义及其遗留影响为发端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和实践,并为后者提供了灵感和丰富的材料。那些包含着人类最终解放理想的文学,不论是否被定义为后殖民文学,只要始终怀着对一种完全敞开状态的向往,不对异己文化狭隘地予以排斥,同时反对本质主义的文化霸权思想。就是值得尊重的。     

社会转型期与社区社会控制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藕合度降低,社会运行机制不稳定,社会关系失调状况空前加剧,社会易出现“失范”和“失控”状态。而社会的发展是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社会秩序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控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社区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小系统,作为区域性社会,在社会控制中发展为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加强社区社会控制的必要性社会控制从广义上讲是对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引导、规范,从狭义上看是对越轨者的惩罚和教育。就我国当前社会乃至社区情况而言均显现出在社区加强社区控制的必要性。１．当前我国社…     

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度社会动员--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社会不稳定一直是困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不当则是造成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保持适度的社会动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红”上位化的过程、机制及途径

“红”本义为粉红,是{红}概念域的下位词。东汉至隋,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红”发生了上位化演变。唐五代时期,“红”取代了“赤”的强势上位词地位。基于“不过量准则”的语用推理和推导义的固化是“红”上位化的主要机制,在与表示程度、性状类语素构成“X＋类名”型复音词时具有绝对优势则是“红”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的突破口。     

基于组态软件的温度监控系统研究

文章以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51单片机及PC机为核心设计了一个室温监控系统,由DS18B20和单片机组成的下位机实现对温度的采集、控制以及数据传递;PC机作为上位机,通过组态软件实现对温度的实时监控及报警等功能,并采用PID算法实现温度的精确控制。该系统提供了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地方性与全球性：地方权力与全球化

在几内亚沿海地区，分权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而在地方层面上又为世俗权威1牢牢控制，好像当地政府是唯一的掌权人。这是农村权力关系的现有制度。地方权力始终与更为广阔的世界息息相关。权力负责行使所有社会不可或缺的内部职责，又因外在需要而构建。“权力及其象征是向社会证明其内聚力和‘个性’表达，以及涉及异己时如何自处和自卫的手段”（Balandier1967，P．44）。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

严复译英人甄克思《政治史》,划分人类社会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三种主要形式。严复称,中国社会自秦迄清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并借原著着重指出,“宗法社会”有“组织个体以血缘种族而不以居地”、“排外而锄非种”、“统于所尊”、“不为物竞”四大缺陷,尤其批评当时的民主革命派宣传的民族主义为不脱宗法思想。对此,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曾在《民报》刊文批驳,认为《社会通诠》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合中国历史实际,并指出古今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有差别。这场论争的意义,除显示当时“排满”革命与“君主立宪”两派斗争的政治内容之外,在学术上更显示出引进西学如何“考迹异同”、相互参照,进而比较和评判的问题,也涉及宏观之学和微观之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位问题。     

市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思考

以社会制约政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首先 ,个人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和许诺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世界无所谓权利 ,权利的实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权利让渡。而国家权力的实施归根到底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具体的操作中完全可以不顾个人的意愿而进行。通过确定一个稳定的秩序 ,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但同时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在政府权力面前 ,个人显得太渺小 ,以致于对政府权力的侵害无能为力。而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政府产生之前个人权利交易的场所 ,代表了个人权利的复杂集合…     

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考

对于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学界分歧较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史料匮乏和对切入点的看法不同。对汉籍史料进行详细辨别,从而对漠北铁勒诸部居地作较为系统的考察。铁勒诸部是游牧部落,其居地不像中原定居民族那样有较稳定的界限。所以,考证铁勒诸部居地时不能把某个部落始终不变地定位于某地,也不能在过于狭小的空间里进行考虑。考证铁勒诸部居地只能围绕某个地理坐标指出其大致活动范围,而不能具体明确地指出其界限。     

机会公平状况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作者的调查反映出当前机会公平状况的三大特点：对机会公平状况的主观评价偏低，对不公平的注意集中于权力引致机会方面，亲情关系是机会不公平渗入社会各层面的渠网。机会公平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在没有正常宣泄途径的情况下，不满会被某些政治图谋所利用；引起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向往，间接否定社会主义；产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心理预期；心理失衡导致行为方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