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越续论——兼论西周至春秋时期江西地区越文化与吴、楚的关系

近代法国汉学家鄂卢梭提出了“越楚同源说”之后,国内外持这一说的颇不少,其主要论据有两条:1.引《世本》“越、华姓也,与楚同祖”的记载,认为越、楚的祖先均出自华姓;2.越、楚(荆蛮)均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越南的陶维英在其《越南古代史》     

释"鸡亦"

考证古音、方言和文献 ,得出“翼”、“亦”为同源字 ,进而分析出部分以两字为声符的字也都存在着音近义通的同源关系     

也谈公元前579年“弭兵”格局破坏之原因

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兵格局,为何不到三年便被打破,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考证,认为并非楚国“冲破”了“势均力敌”的均势,主动撕毁了盟约;也非弭兵前未形成真正的均势,错误地估高了晋之力量,弭兵后“看到”了晋势力的削弱,便打破了弭兵格局。而是由于盟约未对双方与国之间作出具体的规定和限制,导致晋楚与国郑许加兵并直接危及楚之根本利益,使楚被迫撕毁了盟约。盟约破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片面的盟约本身。     

楚与扬越、夷越、于越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的南半部存在着有别于华夏族的楚、越两大民族。它们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其有着共同的祖先崇拜和相似的习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史载:“越,华姓,与楚同祖”,或说“越,华姓”。楚越出于同一世系的说法,显然渗进了后人附加的夸大成分。     

楚官师、傅、保及太师新解

明末董说所编《七国考》,于“楚职官”中分别记有“少师”、“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与“保”。对其职掌,董说虽然未加解说,但凡见之于史籍者都予以平列记录,实际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官职。如果加…卜被他遗漏的“师”,则有五种。近来某些考证楚国官制的文章,也是参照董说所列,或分五种,或分三种;解说也不尽合楚官原意。“师”与“太师”,本有某种内在关系,论者却未予注意;且多以司马迁之“潘崇为太师,掌国事”为据,认定潘崇为令尹。本文拟就此试加解说,并兼及楚官“环列之尹”。     

《诗经》双音节同源词补证

对《诗经》内部双音节同源词在音韵及其意义上进行考证，以辨析“觱发”、“觱沸”的同源关联，两者皆有“盛貌”的意义。其次，在诗文本义分析、引述旁证对“蔽芾”之音义的争论进行定谳，另外，详解“苾芬”一词有“盛貌” 之意，并就其与上述诸词的同源问题提出疑问。     

吴越战争概论

吴国和越国,都是建于长江下游的国家。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继承权给弟季历,“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吴本是楚的属国,吴君寿梦时,始渐强大,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据《史记·越世家》记载,夏禹的五世孙少康,为了“奉守禹之祀”,封其庶子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自号子越。越先后为楚、吴属国,越君允常时,拓土始大。当时,我国历史已进入了春秋后期,而刚刚兴起的吴、越两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争霸战争中才崭露头角。     

略论句践的社会改革和越国的兴亡

一、句践的改革和越国的兴盛春秋时代,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首先是齐、楚争霸,其次是晋、楚争霸,再次是秦霸西戎。春秋中期,出现了两次“弭兵之会”,宋同晋、楚等签订和约,相约互不加兵。春秋晚期,地处东南地区的吴国与越国,相继强大起来,加入了争霸行列。《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云:“句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同样,吴、越两国也争战不已。《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     

湘中方言同源词考例

古代汉语的同源词流传至今,往往在各地方言中留下它们的踪迹,考证同源词,征引古代训解与用例无疑是必要的,但举证现代方言─—活的语言同样应予重视。本文所考各组同源词,既首以古籍证其“声近义通”,又次之尽力以方言足证：把传统同源词考证与现代方言研究结合到一起。每组词中都有一个或几个词是方言中有的,故名曰“方言同源调”。论证仿章太炎《新方言》、杨树达《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即先书证,后方言。     

《天问》“吴获迄古”节确诂

本文考证《天问》中“吴获迄止，南岳是止， 孰期去斯， 得两男子”一节， 认定该节讲的是先楚神话，由此否定了过去种种误释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越国君王世系考

夏帝少康封少子无余于越,以奉禹祀。而自无余之后,越王夫镡之前,前越诸国君之世系一片空白,不见于经传,成为千古之谜。传世珍本《姒氏世谱》之重新发现,自大禹至越王摇之间的世系始见分明。遂解答了：少康为何封庶子于越、前越衰落的原因是甚么等问题,肯定了＂越为禹后＂和越统从未中绝。     

再论吴越佛教

德韶入浙意味着法眼宗中心区移至吴越 ,这不仅决定了法眼宗在吴越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而且也对吴越佛教有重大影响。吴越前期佛教虽兴 ,但真正兴盛却在吴越后期 ,钱时期是吴越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禅教统一体现了佛教发展的趋势 ,法眼宗以及法眼宗中心区所在的吴越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穆王其人

西周穆王喜爱游猎,但又不荒废政事。周穆王西征,加强了与西方诸部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进一步巩固了西周的宗主地位,意义深远。穆王在位期间,平息徐、楚、越的反叛,制定刑典,是一位深谋远虑、有所作为的君主,且又是一位重感情的天子。     

河姆渡遗址文化与越族先民

河姆渡文化是东南江海文化的代表,它具有开放性特色。河姆渡人即是越族先民,海洋是他们的驰骋之所。他们带着水稻向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发展。历史上的“有巢氏”、“姚墟”、“羽人”国等,指的都是河姆渡地区居民,就是越族先民。     

“传统”的延伸与创新——钢琴曲《二泉映月》的文化学思考

《二泉映月》是中国传统乐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储望华先生的钢琴改编曲《二泉映月》则为它成功地拓宽了传播与发展的空间,并以其多声性而在中国钢琴音乐文献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本文以这首改编曲为研究对象,探析改编曲在传统乐曲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表现,其中涉及到原作产生时代文化背景及音乐艺术创作的审美特征等内容,试以论述中西方音乐结合的成功之处,从而得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启示。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探源:楚文化之魂

楚文化不仅有着昔日的辉煌,更有着永恒的魅力。楚人并不像齐鲁人那样有着三代深厚的文化积累,却能创造与齐鲁文化并驾齐驱的楚文化,这是楚人所特有的创造性。楚人之所以有这种创造性,是因为火神精神照耀的结果。楚人作为祝融的后裔,在崇拜火神的同时也熟谙了火的特性和规律,并将这种特性和规律运用于社会生活,使之成为发奋图强的有力武器,从而取得骄人业绩,并形成与火相关的文化特质。因此,火神精神也就是楚文化的精魂所在。     

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