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

西周史一般被分为三个时期:武、成、康、昭四世为早期;穆、恭、懿、孝、夷五世为中期;厉、宣、幽三世为晚期。西周中期是周代历史的转折时期。“转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流行的答案是“由盛转衰”。这样的内涵界定,如果仅仅从政治史的角度而言,似无不可。但如果从经济、礼制、思想等大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则不免有概念化之嫌。文献中固然有“穆王即位王道衰微”之说,但亦有“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之载。西周中期留给了我们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不仅青铜器的铭文,而且它们的器形、纹饰、组合、功用等都充满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含义。这一处丰富的宝藏,前贤已做过开拓性的研究。本文不揣譾陋,以青铜器为主要资料,对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及其性质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鸿学。     

十三年爯壶断代新考

十三年爯壶于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该窖藏内虽有共王时期的标准器——墙盘,但此壶的断代仍争议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共王、懿王时期说;懿王、孝王时期说;孝王、夷王时期说。时间跨度过大。先前学者多只注重断代中纹饰、铭文书体及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等要素的一种或是几种,由于角度单一,所得结论不免有所偏颇。本文综合考虑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书体和内容,并对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进行讨论,从多角度重新审视该壶的时代归属,认为此壶当为西周晚期偏早厉王时期之器。     

五祀卫鼎新释

载之司约职官掌管职事范畴 ,属“治地之约”。铭文书写职官应为司约[6] [7] 。五祀卫鼎新释@王长丰$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1]庞怀清,镇烽,忠如,志儒.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报告[J].文物,1976,(5). [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M ].中华书局,198612. [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 ]文物出版社,1986. [4]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A].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金文论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5]王长丰.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及其世系研究中的一个误区[J…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南淮夷之称,仅见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由《生盨》、《敔簋》、《虢仲盨》《禹鼎》、《兮甲盘》、《驹父盨盖》等器铭可知,南淮夷军事实力强盛,作为周王朝的一支劲敌,多次侵入内地,打到今陕西商县一带,震动朝野。基于这一点,凡欲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周边民族关系史,无不注目于南淮夷。本文拟运用青铜器铭文,整理排列,对照文献,从南淮夷与东夷、淮夷、南夷的复杂关系中探求南淮夷的来龙去脉及其军事地位和作用。     

西周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关于西周中期这段历史,《史记》中记叙简约:“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共王以后,除了承继关系外,别无史实可记。 两千余年来,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共懿孝夷”这一西周王位顺次,历来均无疑义。不知司马迁所据何本,将“共孝懿夷”记为“共懿孝夷”。近年来,众多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出土,铭文所记人名、历日都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的误记应当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西周社会财产私有制问题的考察

本文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墓葬发掘以及有关史籍,对西周社会财产的私有制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观点.认为西周社会的周王最高所有权与贵族等级领有权相结合(平民村社共同体实际占有使用权与之相重叠)的多层次财产所有制形态,其核心是王有制与贵族领有制而非私有制.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晚期墓葬区,虽有明显的贫富差别,但不能以此证明中国古代私有制自此开始,因它不是私有制经济在运作之后所产生的贫富分化,而是在宗法等级萌芽状态下,其亲族、家族在氏族共同体中贵贱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财产分配后的贫富距离.古代中西社会财产所有制方面有很大差别,不能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的状况.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宝鸡石鼓山M4出土48件精美青铜器

正2013年12月28-29日,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考古,从8壁龛西周墓M4中提取出48件精美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簠、球腹簋、乳钉四耳簋、牺尊和铭文方鼎等罕见青铜器。这次发掘的墓葬(M4)与2012年出土稀世铜禁的墓葬(M3)仅有十几米的距离,这两座墓葬大小、形制、结构、等级及重要性、基本相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说,牺尊在商末较为流行,这两件基本一样的牺尊是商器,它们出土于周墓正好说明此墓出土青铜器的来源较复杂,应是伐商胜利后分配的战利品之一。结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从周代金文看祖先神崇拜的二重性特点

周代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为研究周代的祖先神崇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据青铜器铭文材料显示,西周春秋时先民的祖先神崇拜一方面体现着报恩的孝道思想,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功利性的向祖先神祈福求佑的思想,反映了周代祖先神崇拜的双重性的特点.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两周金文中评价语的使用考察

两周金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正面评价性词语和赋量语法手段,评价客体主要集中在关于上帝、先祖、王及作器者的品质、功业等方面。这种评价性表达不仅与金文记载的内容有关,更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评价主体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     

从殷卜辞黄组两种“王廿祀（祠）”看帝辛卜辞的存在证据

殷墟卜辞中帝辛卜辞确实是存在的.黄组卜辞王廿祀的资料可分为两组按文字分,"王廿祀"之祀,一作"祀",一作"司";按事类分,一为周祭祀典组,一为"在上(比吾)"组."王廿祀"用在周祭祀典组,"王廿司"用在"在上(比吾)"组.卜旬加周祭祀典的"王廿祀"卜辞应为帝乙时期,"(辶必)于上(比吾)"、"在上(比吾)"的 "王廿司"应为帝辛时期.     

金文反义词的运用

本文对两周金文反义词作静态和动态的考察，并论述其发展变化对词汇和语言表达的影响。     

西周金文构形特征探析

西周金文处于汉字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西周铜器铭文中图形文字向方块字体转变,偏旁部首增加并趋于成熟,汉字形体结构日益完善,形声结构迅速增长。对西周金文构形特征的考察能够深入了解文字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有助于探求汉字的发展变化规律。     

殷王帝辛四征夷方考释

本文据《竹书》的君主纪年研究了殷纣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4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皆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10年(公元前1093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里的"正人方历程"就是此次的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15年(公元前1088年),以《三代》11.34.1的青铜铭文为据;第四次是在纣王21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有此次甲骨卜辞。     

东汉镜铭中的"黄帝"与"伯牙"

在以祈祝内容为主的东汉镜铭中,多见"黄帝"和"白牙(即伯牙)的字样.本文结合这一类镜铭和相关传世文献,对"黄帝"和"伯牙"出现在镜铭中的文化含义作一些探讨分析."黄帝"与"伯牙"同时出现在镜铭中,是当时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社会思潮及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