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养老与寿藏:明代宦官崇奉佛教的一个侧面

明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宦官都无法摆脱对佛教与佛寺的依赖。宦官年老时,或寄身寺院、或结社念佛、或在家潜心礼佛,崇佛是他们老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宦官死后,不论是个人的寿藏,还是数人合葬,亦或义会坟茔,其墓地大都在佛寺之中或周边,以此佛寺为坟寺。明代宦官崇佛的表现和原因复杂多样,而养老与寿藏不失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维度。     

明代宫廷内书堂教育与知识型宦官

明代帝王出于统治的客观需要,专设内书堂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考证内书堂教师的来源与构成;内书堂学生的来源与选拔,可以看出内书堂教育培养出的知识型宦官对明代宫廷政治影响深远。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明代宦官专权下的文学风气

明代宦官专权影响下,文人们或选择妥协依附,以获得保全;或劲直反抗,结果遭招致贬谪、致仕,甚至丢失性命。还有部分文人选择不问时政,居家归隐。士风之变,文风亦为之一变。谄诗谀文大行其道的同时,声色享乐之风亦风生水起。总之,明代文学风气的变更中有着宦官政治的明显烙印。     

明代宦官演戏剧目暨内府本作者考略

明代负责宫廷戏剧演出的两套班子,一套是教坊司,负责外廷演出,隶属礼部.一套是钟鼓司,负责内廷演出,隶属司礼监.二者虽内外有别而各司其职,但在业务上却又互有交通,其中在演出剧目上,即收藏于钟鼓司的内府本,其编创者到底是教坊司艺人独立所为,还是钟鼓司艺人也有参与,学界尚有分歧.事实上,通过内府本来源考述与界定、作者考论与推测,很大程度上内府本是以教坊司编创为主,而在内廷演出时,宦官艺人又有针对性的对教坊编演曲本进行了改编.此外,尚有宦官艺人根据特定情境临时新创曲目即兴编演,或针砭时弊以讽喻时政时人,或投帝王喜好借机谄媚邀宠.总之,藏于内府的曲本不只是“本朝教坊编演”的原有曲本,而是在此基础上,经内廷宦官艺人之手有所改编和新创.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

北魏是一个佛教迅速传播的时代,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作者杨街之所亲见亲访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情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是由宦官主持参与修建的,宦官们充分发挥了其在建筑方面的特长,建造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装饰华美,这些寺院的修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研究北魏佛教的重要补充。     

明代佛教政策析论

空前专制的朱明王朝,对待汉传佛教的策略,可谓尊崇与统制并举.然尊崇的根本目的,实在于希冀佛教为皇图永固服务.故其所创之僧官体系,控制严密、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对佛门教团的严厉整顿以及所颁<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规定之琐细、人身控制程度之严酷,不仅为历代所未见,而且比之为控制全国民户所制定并推行的"黄册"和"里甲制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对待藏传佛教,一方面废除旷世无匹之帝师制,取消番僧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从保障国家统一的角度考量,又多沿前朝旧贯,加意安抚,可谓相当优礼.     

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

明王朝时期在藏区实行僧官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兴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由此给明王朝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但僧官制度对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维护地方和平和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海津筏修证资粮——读任宜敏先生《中国佛教史·明代》

任宜敏先生的<中国佛教史·明代>一书对明代佛教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全书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第二,以法为经,以人为纬;第三,辞章炳琅,语言古雅.因近代以来对明代佛教的研究甚少,故而此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明代内书堂制度小史

在以往研究中,明代宫廷的教育机构——内书堂很少被人重视,许多研究明史的论著中或未载,或草草数笔带过。笔者认为,这一宫廷内的正规教育机构的设置,实际上对明代政治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培养出了一些博学通儒和忠正内臣,当然也出了许多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宦官。《明史》作者就认为正是自内书堂之设,宦官得以逞智巧、谄君主。实际上,正是由于内书堂之设,普遍提高了内廷宦官的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博览群书、深通义理的大有人在。《明史》和明人的笔记中也间有一些贤宦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宦官乱政的恶劣局势。当然也不能否认,内书堂之设并不能改变宦官乱政的事实,也出了一些如王体乾般助纣为虐的人。但总体来说,内书堂之设仍是利大于弊,对明代宫廷教育起到积极影响。研究明代内书堂制度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也许可以改变一些宦官在人们头脑中的整体印象。     

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灾害危机与明代佛、道二教

灾害与明代佛、道二教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灾害危机给佛、道二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寺观的因灾损毁给佛道发展造成阻碍;因灾鬻牒导致佛道的表面繁荣与群体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官员因灾上言使佛道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灾害危机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僧徒道士积极为禳弭灾荒进行祈祷、祭告;寺观为官方祈祷、祭告、施粥等弭灾救济活动提供场所等。     

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

在唐代,佛、逾二教的发展臻于极盛。在统一、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二者终于确立了从属和服务于现实统治体制的地位,其教化的、学术的、伦理的、审美的内容从而大为加强了,而信仰的方面则相应地淡化了。这样,佛、近二教演变为更具文化色彩的宗教,发展起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这也是这两个宗教在中土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必然结果。从此佛、道二教确立起与封建政权的更为协调的关系,成为现实统治体制的重要辅助力量;另一方面,佛、近二教的教理与作为封建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学进一步交融,在“三教”进一步“调和”的基础上,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