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

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为建立、完善日本授戒制度,开创日本律宗做出的贡献,早已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但是,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的兴起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学术界至今探讨得还很不够.文章在肯定鉴真开创日本律宗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讨论了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兴起所做的贡献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还提出了鉴真既是律宗高僧,又是天台宗大德的新观点.     

关于鉴真东渡二题

佛教东传日本之后,一直没有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私自出家现象日益严重,日本朝廷对此难以控制,特派使者赴唐邀请律学高僧鉴真赴日,授戒传律。鉴真在中国所学及到日本后所传授的律学主要为唐代道宣的四分律南山律宗,被日本律宗奉为初祖。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王荣国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     

日本律宗文献《传律图源解集》研究

《传律图源解集》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大寺僧人亮然重庆所撰写的一部佛教律宗传法谱系著作.此书广泛采集中日两国的史料,梳理了律学的传播源流及律宗僧人的师承关系,尤其凸显了宋代资持派及日本东大寺一系法脉的兴盛,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具有辑佚、补史等多方面的价值.     

东渡扶桑的鉴真和上

佛教传至日本后的200年中,一直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共十个僧人齐备的现象。当时的政府担心因逃避租税、课役而私自剃度的僧人增多,会动摇律令国家的基础,故欲确立和管理尼僧的制度。聘请授戒师僧,对于弘扬佛教和维护国家稳定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妙方。为了推动日本佛教的兴隆,鉴真和上于天平十五年（743）十二月,与弟子们一同从大明寺出发,踏上了艰辛困苦的传法旅程。     

鉴真和他的造像

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一千二百年前,应圣武天皇的邀请,把中国唐朝文化和佛教律学,一起传播到日本,受到了世世代代日本人民与朝野僧俗的尊敬。我国著明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佛教中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巴金、梅兰芳先生和赵朴初会长,以及扬州古大明寺的能勤法师,都曾先后去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瞻仰过鉴真和尚坐像。鉴真和尚的这尊坐像何时塑造,又是     

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

鉴真六次东渡，经过五次失败，才到达日本。其中所损失财物，数量是巨大的。其经济来源是什么？本文从寺院经济力量发展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论述了两晋以追隋唐的寺院经济发展状况，认为鉴真六次东渡的费用，是他为人授戒、讲经、治病所得，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损失，他却毫不吝惜，令人崇敬。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册上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人物。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宋代以来东南寺院的结界实践和僧俗认知

佛教中的“结界”一词有多重含义，各派的结界做法亦有差异。唐代以前，东南佛寺的结界记录较少。道宣解释并发展了《四分律》中以秉法为目的的结界规范。北宋南山律师择梧、允堪、元照等在东南寺院多有实践。南宋之后，律宗沉寂，在僧俗认知中寺院结界的含义和做法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结界的做法受到密宗的影响，另一方面“结界元始本欲秉法”的意义被淡化了，士大夫甚至将寺院大界相理解为具有产权分界意义的“界至”。律宗结界在东南地区被传播、实践和变化的历史，既反映了佛教各派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明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这两种不同趋势的相遇和互动。     

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东晋法显为求戒律而冒险西行,唐代鉴真为传戒律而六次东渡。他们度流沙、历绝壁、乘危澜、涉惊涛,出生入死,百折不回的精神,虽是为了宗教事业,但从而交流了中外的文化,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这一历史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直至今日,始终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崇。欣兹“鉴真探亲”,为作《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

法进是鉴真和上弟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其不仅与鉴真同样位至大僧都,而且还继承了东大寺戒坛院和唐禅院,在奈良时代的佛教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戒律思想传至日本、最初展开的时期,朝廷对鉴真僧团极为期待。法进跟随鉴真和上同心协力,不负众望,大力推动了戒坛的建立、授戒的展开、经论的讲读、经典的书写等。此外,法进本人也携带大量经论赴日,倾力于戒律思想的传播。鉴真僧团结识当时的实力者即以光明皇太后为首的藤原仲麻吕等藤原一族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法进功不可没。     

隋唐敦煌汉传佛教的宗派问题

以"宗派"来解释隋唐佛教的生态,是否符合中国佛教的史实?"宗派"如何定义?隋唐佛教可分几宗?这些问题虽经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及日本佛学界众多学者研究,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从敦煌文献来看,众多的中华撰著及汉译典籍证明,隋唐时期敦煌存在"佛教十宗":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以及尚待深入研究的藏传汉文佛教。但是,敦煌地区的寺院和僧人究属何宗,依据现有文献,却无从判定。考虑到"宗派"一词在宋以前的文献中最多出现过三次,宗派佛教在隋唐敦煌佛教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是否主流、与佛教信仰是什么关系,都成了敦煌遗书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鉴真选择从福州东渡原因探究——兼与葛继勇先生商榷

鉴真第四次东渡选择福州,是一种策略。从北路东渡,人多、物资多、路远不便,且易被官府发觉;从扬州出发东渡,官府和僧众会出来阻止;从明州出发,更会为官府、僧众挽留。选择福州,可以以应邀往南方讲律授戒为由离开明州东渡。     

宋明时期佛教特征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宗派纷呈,达到顶峰。唐代以后,佛教大势已去,走向衰落。自宋至明,主要是禅宗还在流行,其次是净土宗。此外,天台宗、华严宗一度中兴,唯识宗、律宗等也余绪未绝。宋明时期,就佛教内部来讲,诸宗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就其对外而言,则是调和儒、道,三教融合。     

佛教的义学——以《护国司南抄》为实例

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以往被认为是密宗经典,根据是其中有所谓"密宗(学)教主"的题识。但考察原卷发现实际上不是"密宗(学)教主",而是"义学教主"。结合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有关"义学"的不同所指,可知"义学"一般主要指疏解、弘讲佛教经论。《护国司南抄》是"义学教主"玄鉴对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的疏解,为我们了解佛教义学提供了实际的案例。     

一寺而兼两祖庭--论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被誉为“荆州丛林之冠”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既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①之一,又是禅宗北宗的祖庭。此外玉泉寺还与其它佛教宗派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南宗等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唐之时,玉泉寺高僧辈出,国师云集;诸宗竞秀,蔚为大观,是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     

论鼎湖山庆云寺的戒律学传统与地位

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是一个典型的禅寺。建寺之初,鼎湖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初代祖栖壑道丘制订清规,建坛授戒。二代祖在犙弘赞禅师又专意从事佛教戒律学,在律学的普及与理论研究上颇有开拓,撑持佛门,最有实绩,影响最大。由于初代祖、二代祖师承背景的特殊及信众的来源广泛,庆云寺的禅、净、律兼修成为优秀的传统,影响庆云寺历代高僧的个人修持和僧团管理。其戒律学在岭南地位极高,且在全国及海外均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