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邮筒

来信照登亲爱的编辑:你们好,看到这期的新生活居然有点兴奋,我注意到从上期新生活就悄悄发生了变化,纸质有变化,倡导环保,支持!但是内容有增加,而质量没有一点下降,反而更亲切,赞!     

上海租界兴亡论

上海的租界是近代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这个资本帝国主义在华最为重要的活动基地和其远东最主要的利薮所在,自小而大,由兴而盛,又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起伏的历程。考察上海租界这一近代中国的特殊产物的盛衰发展,既可弄清这一庞然大物自身变化的曲折轨迹,另外可以看到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势力由强变弱和中国人民的民族爱国运动逐浪高涨的总趋势,同时还可以看到国际和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的侧面及其加于上海的重大影响。这些对于更深刻地了解近代中国、了解我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在百年中的发展变迁,都是深有裨益的。     

公共社会学

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大学做演讲,谢谢你们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我到中国已经11天了,感觉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这些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上海的这27个小时,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体验,对我来说上海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我读过一些关于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书,但是今天我所看到的中国与我在书中读到的完全不一样.     

谢罪及其它

有个日本老人,叫土屋芳雄。这个八旬老人,年轻时任中国东北当过宪兵,有过血债。战后半个世纪来,他逐步良心发现,终于任耄耄之年,起而忏悔。在日本组织日中协会,又到中国拜访当年他侵害过的家庭,长跪于地,以示谢罪。面对真诚的忏海与谢罪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光辉的闪烁;这也让人们看到,纵然是刽子手,只要真诚悔悟,只要以买际行动为人类做些善,也是会得到人们的某种宽谅的。前不久,读舒乙《老舍》（人民出版社86年版）,我特别注意到书这样一段叙述和描写：“1966年8月23日,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红卫兵原定这天在成贤街的…     

我陪乞丐去讨钱

几天前,我干了一件蠢事,至少,在同行看来这是一件缺少智商的事。我花了三天时间,分别陪三个乞丐去乞讨,全程记录了他们得来的每一分钱。同时时常看到媒体报道的“乞丐年薪十万”之类的标题。他们伸伸手就能比我累死累活勤扒苦挣一年的收入还高,我有些不服气。我选择的乞丐,都是本市知名乞丐,新闻媒体报道三次以下的基本不考虑。我想,这几个人也该算是业界巅峰人士了,考察他们的状况,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我选的第一个乞丐,是陆大椿,这位前收荒匠,因为多年前在     

认真解决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去年10月5日，我应邀参加了由服装行业中好几个乡镇企业集团在宁波举办的服装节。这个服装节里，我不仅看到了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从集体型向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和欲争更大市场的雄心，而且还看到了中国服装趋于全盘西化的潮流。我从经济组织与文化选择发生的如此变化，尤其是它的动力、方向和意义的思考中，联想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和作为其社会结构主体之农民的现代化过程，联想到中国这个“重舟”要过21世纪大关正在行驶的航道，从而使我感到了对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这个“龙头”的作用，以及那里提出的不同文化的关系问题…     

课题选择和信息处理——《大变革中的中国经济走向》的写作感受

一、《大变革中的中国经济走向》成书过程和得失。 1992年10月底,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了发展研究中心,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承揽出版发行业务。他们找到我,协商写一本书,主要是写从邓小平南巡到党的十四大召开这段时间里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当时我感到心中无数,后来他们说,你随便,怎么写都行。在这种无拘无束的交谈下,我的思想便放的很开,心想,要写这一阶段的情况,以经济为最值得写,而在经     

一个“外国人”在上海的感受

Nga guo Nin,Nga huo Nin!”(注:沪音外国人”)这是一个外国人到了上海最先学会的一句方言。这句话不仅是他们语言接触的开始,而且更是他们对另一种文化环境了解的开始。这句简单的话却反映出中国人强调集体形象和内外差别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人,但又必须学习如何做一个在上海的“外国人”。     

揭秘娱乐圈“深喉”

有人于是有明星,有明星于是有故事,有故事于是有八卦,有八卦于是就有人爆料!八卦与深喉,是不离不弃的一对连体婴。深喉是这样一群人,你会在风浪中看到他们,他们知道静水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他们冒着博出位抢镜头的极度招骂危险,不顾一切,就是要把猛料一说到底。他们位置优越得天独厚,见到你我所不见,可以说出你我所不知。他们是当事人的事件的第一见证者。     

从文化角度审视当代中日关系的一部力作——评李文的新著《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

1972— 2 0 0 2年间 ,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革。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并对中国的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以及文化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多少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明显缺乏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起码印象。孙歌在 1995年写到 :“说到日本文化 ,十有九个中国人会问 :他们受了咱们什么影响 ?”1从 1997年 3月开始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任主任。沟口在中国首先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知识界 ,日本文化…     

上海人谈上海人

编者的话：人是时代的主体。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上海，上海人应是怎样的形象呢。从这期开始，我们将刊出“上海人”的专题讨论文章，欢迎读者踊跃来稿。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各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键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张爱玲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     

异乡的婚姻与生活

我叫周永康,于1931年7月30日生于上海．属猴。去年刚好65岁过生日,还击利物浦的中国街吃了一顿。我生于上海南市区,但出生不久,碰上八·一三事仲,便极至现在的嘉善路。我的老家在宁波东乡后五港。我从未见过我爷爷,我父亲是撑东洋船的,但我知道他那时已生病了,但一直在做,那时中国人的福利差,不做便没工资,没吃的。大约在我9．岁多,父亲死了,这时东洋人的珍珠港事件已爆发,上海生活困难,我娘一人在上海卖杂货做小生意俄便被送回乡下的叔叔家。我是家中的老大,比妹妹大3、4岁,比弟弟大6、7岁,乡下祖母还在。那时我的叔叔刚…     

日本人的商业情报意识

今年四月，我来到上海大学文学院留学。休息的时候出去走走，看到了上海许多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就说超市吧，最近几年数量增加了不少，几乎到处都有，这种情形我根本没有想到。可是，把上海的超市与日本的超市比较一下，在利用商业情报为经济服务这个方面，两个国家的作法有些不一样。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用方便的办法买到商品，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营者需要有若干个奇思妙想才行。比如说店员的数量，顾客所看到的通常只是几个收银员，而看不到在店堂里走来走去，或看来看去的人。超市之所以叫“超”，就因为它把别…     

价格瓮城

智慧,是一处处拐着弯儿的风景。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二人同行,也有我师。最近遇到一个很喜欢聊天的清洁工人,说他们通常夜晚工作,这些年来,看到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涉及到性、政治……有一件事,我倒没有想到。     

许知远：薇娅直播间里，有一种单调的亲密感

正我从来没有在微观世界里,看到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运转的。前不久,我去薇娅的直播间拍了一个节目。我非常好奇,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直播间里,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我去到她的直播间,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很多"渴望"这空间如此地丰沛,有很多件物品——衣服、包包、口红、面包、牛奶,它们杂乱地放在那个地方。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房间里充满了一种惊人的匮乏,所有的     

历史的悖论与民族国家想象——论战国策派的民族国家表达及其意义和局限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勃兴的一个政治文化派别,本文拟从民族国家想象和民族主义叙述的角度,力图发掘其对中国历史的清理和抗战建国的论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独创处,尽量给其以合乎历史的评价.他们以欧西民族国家的历史返观中国的战国时代,既看到民族国家建国的必要,又注意到民族国家将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弊端,这是他们十分深刻的地方.同时他们又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迫切,但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回到战国时代从中发掘出"力"的一面,这又与鲁迅等提出国民性的内涵明显不同.他们提出抗战建国,但又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而他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重构中国历史,也可视为回应现实的一种诉求,等等这些都使得战国策派既富有活力又充满争议.     

回忆维也纳时光

现在我六十三岁,站在中国两个三十年的界限上回想,之前三十年有我极其不能忍受的东西,转过身来看发展中的这三十年也有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我也不会转回头去。     

鲁迅的烦恼与勇气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已经三次访问中国.在我第一次访华时,曾有机会参观了鲁迅的故居.那时,初夏的上海好象就要沉浸在暮色苍茫之中.这是一个古老而明亮的木结构的纪念馆.就象一切被留作纪念的住宅那样,它原封不动地陈列着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年深日久的桌子、椅子、钟表和电灯等等.这座鲁迅故居,使人如实地看到了鲁迅与毛泽东的精神纽带.鲁迅曾严嘱,去世后不要     

葫芦岛105万日本侨俘再生之地--遣返日本侨俘寻访录

2002年,葫芦岛市迎来了一位日本老人,午餐时,市长张竟强特意让餐厅为老人做了一根大麻花。看到大麻花,老人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他说,是好心的葫芦岛人给我的一根大麻花救了我的命,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葫芦岛的麻花最好吃。老人叫杂贺一人。50多年前杂贺一人作为105万日本侨俘遣返人员之一在葫芦岛踏上了归国之路。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30万人,其中军人300万人,非军人330万人,而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就有130多万。如何处置这些日本侨俘成为中国…     

梁晓声：我有话要说

现在我六十三岁，站在中国两个三十年的界限上回想，之前三十年有我极其不能忍受的东西，转过身来看发展中的这三十年也有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我也不会转回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