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倭国传》小考

在《隋书·倭国传》所载叙述7世纪初倭国情况的记事中，有倭国使者说明倭王王权及倭王执务情况的生动描述。针对其中有关“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的记载，学界通说认为使者说明的内容是倭王的兄长为“天”，倭王的弟弟为“日”，倭王在夜间执务，日出前和“日”交换；这种执务方式是基于倭国未开化思想而出现的。但此记事可以理解为：倭王即“天”、弟为“日”这一说法是学习中国天文知识和阴阳思想的倭人自己构思出来的。     

隋倭“国书”事件中的几个问题再探

607年,倭国遣小野妹子率使团抵达隋朝并向隋炀帝递交了国书。国书的称谓导致隋炀帝不悦,由此引发了"国书"事件。从"国书"事件的发展过程看,隋炀帝对国书的态度表明其维护朝贡体系的决心,小野妹子回国时携带隋朝"国书"说应该存疑,裴世清滞留难波50天是因倭王在寻求应对之计,倭王于608年再遣小野妹子使隋是以学习为主,同时借机继续试探隋朝。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倭国的内政外交

在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舞台上,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留下了活跃的身影。他们利用自身在生产技术与文字文化上的优势,为倭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倭王统治的确立与巩固以及倭国融入古代东亚国际社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倭国的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社会人员交流以及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宗臣御倭散文的史料价值

宗臣御倭时间恰好是倭患最为惨烈的嘉靖朝,地点又是罹毒最甚的福建,相当具有典型性.宗臣有亲身抗倭的经历,再加之长期受<史记>、杜诗的熏陶,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所以其御倭散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倭寇之来源、倭惠之惨烈、客兵之祸害、御贼者之表现等众多史实,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沿海倭乱、朝政腐败、海防策略均有极大的帮助.宗臣真实具体的御倭散文,和明代边防诗相比较,其史料价值更为突出.     

隋倭关系新考——以《异国牒状记》的记载为中心

<异国牒状记>是围绕古代外国使节来朝奉呈国书时,是否返牒答礼而调查并列举先例旧惯而作成的,是一份尤为重要的外交资料.其中有关隋唐时代中日往来的记载,与国内和日本的史料可以对应,所载内容基本可信.隋倭通交路经朝鲜半岛,较为便利.594年隋朝牒状至日之事,当与佛教在日本的日渐兴起有关,隋倭通交采取的形式是"佛教外交".     

"日本"国名由来与民族意识觉醒

现代所谓日本在唐朝以前还是一个被称为"倭"的国家,从"倭"更名为"日本"表面上只是国号的变动,实则背后蕴含着重大的理由--日本开始寻求与中国对等的国际地位.结合公元7至8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不难看出,看似单纯的"正名"却标志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这点上讲,"日本"国号的出现与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国家意识在日本的萌芽有着等量齐观的重大意义.     

明代海防军船考——以浙江为例

明代海防是中国古代海防的主要成熟阶段,除了沿海卫所的设立,备倭军船在明代海防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历来研究明代海防、御倭备倭的著述较多,而对海防军船缺乏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明代海防军船做一些初步分析,尤其对明代海防重点区域的浙江海防军船做一些归纳与考证。     

倭五王遣使除授考

公元413年,倭王讚在相隔了一个半世纪后,第一次向中国东晋王朝“献方物”。从此以后,倭五王展开了频繁的对宋外交。据《晋书》、《宋书》、《南齐书》和《梁书》的记载,倭五王遣使除授的情况见表一。如表一所示,从413年到502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倭五王向中国南朝各王朝遣使计达13次。其中,因倭王新立或中国王朝新建而遣使朝贡占九次,倭王遣使表求     

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

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史中的“扶桑”、武宁王陵和梁元帝《职贡图》后 ,指出扶桑并不专指日本 ,因此《梁书·扶桑国传》不能证明南朝佛教已经传入日本。以往用以证明日本与南朝交往的梁元帝《职贡图》 ,其倭国使者形象是根据前代史籍记载构画的 ,反倒证明此时倭国与南朝的交往中断。另一方面 ,研究武宁王墓室的结构与砖铭 ,并与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砖室墓相比较 ,可证明武宁王陵应是南朝工匠所建造的。将这些孤立的个案联系起来 ,正好证明该时代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 ,百济成为南朝外交以及在东亚世界传播南朝文化的首要国家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孔子"乐天知命"故"不忧"思想解读——兼论《论语》中孔子的天命观

"天"、"命"、"天命"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孔子天命观的最好诠释和印证.孔子对天命的体认历程大体为:知命-畏命-立命-不忧不惧.孔子的天命观是一种超然的天命观,是一种源于天而高于天的生命境界,是"乐天而知命",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其中"乐天"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知命"是知"天道"和"人道",是"知"而后"立命"、"正命",不轻言委于命.就此可说,孔子是唯物论者,立命论者.     

《儒林外史》苗而秀形象来源辨析

在《儒林外史》中,苗而秀这个人物形象,是由万中书和凤四老爹的故事牵引出来的。论者推论这段文字乃是影射雍正间轰动一时海案。据实而论,凤四老爹的故事与清代的海案确有关联。但是,如果进一步推论说苗而秀也是海案中事,则于作品的实际描写并不榫接,因为苗而秀案的直接背景不是清朝的海案,而是渐于明初、泛滥于中叶的倭事。与其说苗而秀案与清代的海案密切相关,毋宁说与明代中后期愈演愈烈的倭患有更为直接的联系。     

最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评介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道：“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这一记载源于齐国史官。《左传》具体说明道：齐国相国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意思是：齐国史官太史秉笔直书，记录基本的事实：“崔杼杀了他的君王庄公。”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中日禅学“坐禅”思想之比较——以道一与道元为主

本文通过对马祖道一"坐禅岂能成佛"与日本曹洞宗祖师道元"只管打坐"思想之比较,意在说明禅宗内部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坐禅"思想的发展,以及中日两国由于传统文化之差异,而各有所偏重,但最终二者虽有形式上之不同,但意旨却都在阐扬禅宗之义理精髓.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黄海大阅兵 “海上联合——2012”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圆满结束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于4月22日至27日在青岛附近黄海海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2"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成为两国军队常态化的合作形式。本次军演的课题是"海上联合防御和保交作战",按照作战筹划、实兵演习、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