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兼与荀明俐博士商榷

以责任视阈诠释政府公共性问题是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使命。政府公共性受到市场经济物化逻辑的现实场域干扰,不时显现出经济人理性的局域困惑而走向其本寓精神的悖论,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在于现代社会理性精神搁浅于形而上学化的思辨理性的事实。政府对公共性责任的践履意味着对尊重差异和协商对话的公共领域的完善,意味着责任政府基本价值理念的公共性确证。进一步对政府公共性的责任解读进行再解读,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能驾驭资本的民主建设与国家机器重构问题,以便对深化政府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有所裨益。     

建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基于日本3个城市的文本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和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建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其中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法团主义、市民社会等理论促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有助于理清双方边界,更有助于践行协同治理...     

自然文化遗产开发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开发具有公共物品性、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是政府规制的原因。遗产开发所引起的遗产保护问题、产权改革问题以及遗产规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政府规制的缺位或规制本身的非合理化。应通过健全遗产开发的政府规制体制、增强遗产开发的规制能力、进行适宜的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完善对遗产开发的政府规制。     

公共理性与公共协商的辩证关系探索

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形成的社会基础;多元力量的沟通和整合形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的互动关系.公共协商中,多元力量就宪政框架和基本正义问题所达致的共识推动了公共理性的生成;公共理性又指导着公共协商的进一步开展,以整合社会力量、包容多元理性、提升公民政治素质和提取公众对政治社会的忠诚.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

政策作为一定政治系统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公共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在于公共政策活动是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机控制,进而促进社会协调和有序发展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往往取决于政府管理是否有效.公共政策具有政治管制功能,通过公共政策可以规定政策对象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此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由于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政府活动,因而研究公共政策必须首先从分析政府工作开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的特权,政府官员是这一过程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决策也就是政治统治决策,政府能力是保证公共政策质量的基础.政策的政治统治功能与政府活动的有效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实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进程中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从市场经济到有限政府的必然逻辑

公共选择理论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进行宪制选择;宪制选择的方向是有限政府.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和政府发展的必然规律.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发展对现代宪政和有限政府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国修宪,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合乎从市场经济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现代宪政的理论前提和必然逻辑.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方政府横向关系的协调性分析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能否良性发展将成为区域公共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加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调,需要建立健全协调机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具有操作性的配套行政协议,要从考核机制上引导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向区域协作方向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政治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有序的政府间竞争关系。     

全球经济发展中民间规制现状分析

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民间规制,是通过提供自愿性的国际民间准则来规制企业行为,这些准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社会劳动保障、环境绩效评估及人权政策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治理跨国公司及全球供应链网络,弥补政府规制的真空地带与不足之处。本文简要评析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现状,指出尽管国际民间规制对规范与提升国际经济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治理的局限,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范围,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的替代品。从长远的角度看,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的实效与影响力取决于其行为准则与全球官方规制的耦合程度,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民间规制要发挥并放大其规制效应,就必须积极整合到国际和国内政府主导的多边规制政策架构之中。     

节约型政府的理论内涵与构建路径——基于生态政治的视角

节约型政府是指在政府的形态构成和运行模式上都遵循节约原则的政府类型.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节约型政府是节用爱民的政府;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节约型政府则是“廉价政府”;从价值形态来看,节约型政府是建立在生态理性之上的、追求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政府.节约型政府是生态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创建节约型政府也是在制度层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当前中国构建节约型政府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提倡廉洁自律的“官德”,建立透明合理的工资制度,预防和治理资源系腐败,合理控制行政支出.     

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场政府改革,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找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如何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做到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理性归位,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中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理念更新,深化体制改革,强化依法行政,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使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让市场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

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在竞争中是根据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或约束来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约束机制的弱化及缺乏助长了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税收和规制竞争等竞争失效行为,并导致或加剧了地方治理失效.     

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政府"论析

在制度建设中,政府在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职能定位的实质是制度政府:制度政府有能力适时并高效地制定和推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具有理性权威、规范运作、广泛认同三个特征.制度政府.一要处理好安排制度的"破"与"立"的结合问题;二要发挥好制度治理与制度激励的职能;三要培育制度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解决好自身在市场化制度重构中有效运作的前提、核心和基础问题.     

公共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公共理性范畴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的,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理解做出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阐释.在当代,公共理性具有双重认知维度,即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自我理性的认知维度为出发点,其最终取向是社会理性维度,目的在于寻求沟通、实现合作、达成共识、塑造公共话语平台.     

当前我国政企关系存在的三种风险及其防范

对当前我国政企关系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审视,对于正确把握政企改革方向、降低改革成本、实现社会健康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政企关系互动中存在“政府被俘”、“企业被控”和“政企共谋”三种风险,必须加以防范.政府要从生产发展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重建政策的公共性,保持“中立性”和“泛利性”;企业要树立“创造、分享、责任”的现代财富观,保持发展的理性与自主性,防止企业被控;在各自归位成为自主性的平等主体后,政企之间的关系博弈逐渐转变为以法治为基础的规则博弈.     

自然垄断产业规制的构想与设计

现实中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市场机制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也需要政府对某些产业实施规制以纠正企业的行为偏差。在自然垄断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过程中,政府规制的存在是合理的: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效率悖论,需要政府规制以保证一家或寡头企业可以获得规模效率;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定价悖论,需要政府规制以保障消费者可以获得公平的价格或服务。竞争与规制两方面的博弈将贯穿于自然垄断产业的发展之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规制目标的推进直接影响着自然垄断产业的顺利发展,这就需要对规制的目标和成效有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过程,也需要对政府规制进行适时改革,或加强规制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或放松规制以提高竞争效益,最终使政府规制与自然垄断产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转型期中国企业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空间及其规范

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决定着政府规制改革的理念、力度和方式的混沌性,进而导致了企业经营政策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社会境遇中,企业和政府都有加强互动和交换的动力和压力.因此,中国企业政治行为存在合法性的空间.但是,受社会转型衍生的制度漏洞和公共文化嬗变等因素的约束,企业政治行为又潜藏着大量的违规性问题,为社会民众所诟病.化解这一矛盾的路径不应是限制企业政治行为,而是要强化对企业政治行为中政企双方的监督和规范,引导其发挥正效应、减少负效应.     

公共理性视野下的公共行政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责任型政府的核心价值信念.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作为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旨归,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价值观的重塑、公共责任的分担、公共治理结构的形成只有在充分具备公共理性的公共对话中才能得到具体体现.通过在公共理性的导向下构建合作型博弈制度框架,形塑组织化的共和善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公共行政的经济高效与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现代国家能力建设:价值、基础、实践和目标

现代国家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使国家能力建设成为国家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核心议题.国家能力建设在本质上是提高国家强度的过程,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所在.基于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复杂性与综合性考量,现代国家能力建设必须以公共理性为价值观照,以制度规范为基础保障,以民主治理为实践方式,以社会化为目标趋向.只有从多维度对国家能力建设进行理性思考,才可以避免国家能力建设的偏失,进而促进国家能力建设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在现代社会,传统知识分为现代传统知识和社区传统知识两种,前者具有开放性而属于公共知识领域,后者则因其封闭性而成为一种外围知识.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看,传统知识保护的本质就是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均衡发展问题,应当根据传统知识的类型采取拟制授权、抵制授权、规制使用、管制保存等不同的保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