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女神》时代的新天地——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佚诗

历来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诗集《女神》为对象,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中评述郭沫若的部分,其中的评述,论及他五四时的新诗时,只提《女神》而不涉及《女神》集外的佚诗。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郭沫若迎着“五四”时代的狂飚,以火山爆发式的《女神》,横厉诗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旗帜,开拓了新诗创作的崭新局面。《女神》是“五四”新诗的佼佼者,郭沫若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位新诗人。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潮流,给正在日本留学,过着异邦生活的郭沫若带来了希望。”读的是东洋书,受的是西洋气”(《三叶集》),欺凌和压抑早已郁积于心。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个“对于旧有的封建礼会做决死的斗争”的民族“自卫运动”,并组织“夏社”,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然而,对于郭沫若更突出的彤响,则是进发出创作的灵感,“得     

失落的女神——《女神》及其新诗“现代性”问题

在郭沫若研究与当代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 ,与《女神》相关话题的新诗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女神》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也是解决新诗现代性乃至五四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新诗从其产生之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 ,《女神》以及现代诗直露的抒情方式及其相应的平民意识成为现代诗人情感爆发的先河。     

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品——读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诗的创作方面,郭沫若的贡献最大。就作新诗而言,比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诸人,郭沫若不是先驱;就诗集出版的时间而言,胡适的《尝试集》先于《女神》十七个月就已面世。但是,真正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的新诗,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热情地歌颂“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精神,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表达了五四的最强音,达到了当时其他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开创了新诗革命浪漫主义的传统,艺术上“绝端的自主”,彻底地打破旧体诗词的羁绊,成功地创造和运用了崭新的自由诗体,成为白话涛真正取代历史悠久的文言旧诗的标志,从而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郭沫若的确成功地做到了“开一代诗风”。 在《女神》中,长诗《凤凰涅槃》是诗人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品。诗人自己也认为这篇诗最足以代表他早期诗作的精神。 《凤凰涅槃》是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借阿拉伯“凤凰白焚”的神话和我国有关传说写成的。“涅槃”是印度梵语的音译。佛教认为菩萨死去时,它的幻身—肉体是消灭了,但本性是永存的,这就是涅槃。长诗就是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的躯壳中,吹进了时代精神的火焰,借叙事以抒情,通过凤凰集木自焚,在     

《全宋诗》苏轼卷辨正辑补

《全宋诗》苏轼诗卷除了据清道光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录入以外,还从《永乐大典》、《诗渊》等文献中辑录一些佚诗、佚句,对苏轼集外佚诗的收集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误收、重收以及所辑不全等。对此,本文对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考察,涉及到十三首诗、八首佚句,另辑录佚句五首。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     

雅文化和名士风──俞平伯散文的文化形象

俞平伯出版有五个散文集：《杂拌儿》（１９２８）、《燕知草》（１９３０）、《杂拌儿之二》（１９３３）、《古槐梦遇》（１９３６）、《燕郊集》（１９３６）；另有集外散文多种。他的散文创作大致上可分为早期（１９１８—１９２３）、中期（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和后期（１９２９年以后）三个阶段。早期散文的文化批判品格反映狂飙突进、风云变幻的“五四”时代精神和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潮，是俞平伯早期散文的基调。这是在“五四”时代潮流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喷薄出来的反封建的激越心声，充盈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的文化批判和社会…     

苏辙佚文两篇疏证

苏辙佚文两篇《诗论》、《春秋论》,不见于《栾城集》、《后集》、《三集》及《应诏集》,亦不见于刘尚荣先生《苏辙佚著辑考》及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本所附《栾城集拾遗》,仅见于《三苏先生文粹》。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六四亦收此两篇,篇题分别作《诗说》、《春秋说》。本文校录《诗论》、《春秋论》两篇,并从思想内容方面进行疏证,一方面以苏证苏,彼此印证,转相发明,另一方面注其出处,揭示其学术背景和思想关联。这两篇佚文对于苏辙学术思想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

“新诗人”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是谈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从《尝试集》到《女神》,从胡适到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主要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     

三十年代浪漫主义失落的多维考察

三十年代浪漫主义失落的多维考察杜运通（河南大学中文系）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高擎浪漫主义的大横空出世，气吞八方。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的《沉沦》，借助狂飚突进的时代羽翼把浪漫主义张扬到了极致，在中国浪漫...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中国当代诗歌与东方神秘主义

一、东方神秘主义与东方美学的继承关系中国新诗已走过70余年的漫长历程。众所周知,它的诞生和最初的发展,都受过西方以浪漫主义为主的诗歌影响,因此,我们有了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及《猛虎集》、艾青的《大堰河》等不朽之诗。它们的出现,使中国古老的诗学受到了冲击,彻底摧毁了僵化的旧诗词对人们精神上和艺术观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柳亚子诗何以成了郭沫若佚诗

顷读《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发表的乐祥让同志的《郭沫若的一首佚诗》,疑窦顿生。这首“七绝”并非郭沫若的佚诗,亦非“郭老书赠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恰恰相反,它是柳亚子写的一     

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正

《海录碎事》中误辑、误引颜延之诗文句十二则,《诗渊》中误辑颜延之佚诗二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中误辑颜延之佚诗残篇三则。其中多数都是把江淹的拟作误系于颜延之名下,有少数属于文字讹误和文句颠倒。此外,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误辑颜延之文一篇。有必要进行考辨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