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论析

国家治理危机是当前西方面临的重要问题。西方国家治理的实质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治理,这是由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当代西方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且已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进而对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产生机理主要有:少数寡头弱化国家治理主体、跨国垄断资本侵蚀国家主权、信息革命动摇民主制度根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的深入分析有助于人们认识西方变幻的政局及其走向。     

关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国最为核心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首先在于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计划经济对应着一种制度设计理念,而市场经济对应着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各自都有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重价值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对国家治理主体需要的满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治理价值，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价值的深层次论证与进一步要求。国家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同步增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目标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方法价值、发展价值，引领价值信仰、夯实认同基础、培育时代新人、汇聚治理合力、推进守正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对策探析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步时间晚、起点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薄弱,增加了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伴生风险,加剧了社会结构性失衡,国家认同问题渐趋显现。现代化是一把利弊皆有的双刃剑,就其消极影响而言,现代化社会转型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社会治理效能呈现失效态势,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并不是现代化的有无、快慢,而要着眼于提升国家的制度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这才是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正确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选择

科学、民主、有效的公共政策活动是现代国家公共治理不可缺少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它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件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实现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作为公共治理体系构件和途径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现代化。公共政策研究在整个公共政策活动中占据核心和基础的地位。公共政策研究的性质、功能则是由反映政策行动主体、政策价值、政策工具等要素间关联、互动的结构模式来确定的。因此,由各个层级的执政党组织和政府机构主导的公共政策活动应当自觉地适应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形势与任务,选择和确立正确的政策研究范式,切实加强、改进和创新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有效性,从而提升解决公共问题、使用公共资源、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为促进国家公共治理走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     

国家现代治理应对动力变革的思考

社会变革是国家现代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各参与主体在治理体系的位置不同,其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也不同.应该看到,利益分配和调整是这种动力变革中影响力产生的源泉,而表现在制度创新、治理理念转变、功能多样化和主体能动性等不同的影响决定了动力变革的力量大小.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经济动力、民主化推进的政治动力、价值整合的文化动力以及多元主体聚合的内在张力构成整个动力变革的力量体系.要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结合新时代发展环境,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从制度建设的基础做起,强化思想引领,集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力.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政党、国家与社会:阐释党内政治文化功能的三维向度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可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向度来阐释。从政党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关系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影响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防范党内政治风险。从国家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发挥有赖党内政治文化支撑,党内政治文化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赢得人民支持。从社会维度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引领全社会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向度认识党内政治文化,才能全面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     

国家建设：符号系统政治功能的转向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至近代,国家成为世界主要主权单位。传统帝国的等级秩序逐渐解体,确立了主权原则的现代国家不再以开疆拓土为使命,而是必须将重心放在国家建设上来,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大。相应地,曾经创造了王权统治神话的政治符号体系的任务也不再是维护等级专制,而是作为上层建筑内容之一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国家认同、助力国家治理、实现社会整合等使命。针对现代国家需要完成的合法性建设、共同体意识建设、国家能力建设和权力关系建设等任务,符号体系的政治功能从神化转向象征、从区分转向整合、从控制转向治理、从支配转向动员。政治符号功能四个方面的转向也体现了当今世界各国面对国际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实现全球治理的主题与追求。     

西方国家社会保险改革的制度分析及其启示

本文立足于跨学科、跨文化的分析视角,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危机的根源和改革发展走势进行了探索。作者指出,应当认真反思西方国家社会保险改革政策和改革路径的内在根源,并透过社会保险运行机制调整和改革措施的复杂外观,深入分析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危机的深刻的制度文化根源。作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危机是制度安排中的深层次危机,它植根于社会保险制度的早期演化进程,植根于西方特有的社会结构条件,植根于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西方国家社会保险私有化改革发展走势,正是为克服其内在矛盾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它与未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宏观路径保持着某种内在一致性。     

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的社会规约与国家治理——基于英、德、美三国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代福利国家迅速发展，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就是福利国家可以在客观上起到的社会规约功能。英国工业化早期的济贫法体系，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保险立法，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界分等都具有很重要的社会规约功能，不少还具有社会强制性。但是，俾斯麦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规约而进行的社会保险立法为欧美绝大多数国家所逐步借鉴和采纳。在客观上，西方福利国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规约效果：通过福利国家能够实现对人口、信息、人口流动、国民财富等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的社会规约和社会再分配。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社会规约和整合功能，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所借鉴，只是需要对其具体方法做一定的优化和改进，进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上再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可以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项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结合新时代的特点,要克服未来的困难,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历史生成及四重维度

现代国家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深刻省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视域重建使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概念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出发,联系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副本”来批判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原本”;在宗教批判层面上,将宗教神学批判和政治现实批判同步推向纵深,揭露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共通属性;在制度批判层面上,剖析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实践批判层面上,揭示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为超越现代国家、扬弃政治现代性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路径。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一幅内在逻辑嵌合的理论图景,蕴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