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思想价值辨正——兼论儒家政治哲学奠基

《尚书》蕴含丰富的古典政治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立场与基本论调.然而,文本历史流传过程中出现的真伪定谳问题,以及部分围绕儒学理论基点而展开的神权论或王权论的批驳,过分地曲解了《尚书》所应有的理论面貌.《尚书》的价值向度与思想定位,应当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哲学史观视阈下被重新辨析与厘清.尤其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之下,理性地对待《尚书》所代表的儒家古典政治哲学思想,重新探索与呈现其内在理论张力,对我国当代的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老子》道论思想蕴涵的生态哲学及其启示

《老子》道论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是古代圣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挖掘和利用《老子》道论思想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思想和智慧，可以为我们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论理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西方领导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西方关于领导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由于对领导的不同理解,西方的领导学研究中存在多种研究方法。多数研究者致力于对领导学范畴中一个较窄的内容进行研究,如领导者的品质和技能、领导行为、权力和影响、情景、双边关系等。研究层次是另外一个划分领导理论的基本方法,研究层次包括个人的、双边关系的、群体的和组织的等层面。近年来,有一种将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的趋势,战略型领导和跨文化领导等是当今领导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论《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170周年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哲学的贫困》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的同时,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为世界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的贫困》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已有170年,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哲学的贫困》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时代,又属于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当代价值。核心要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道路自信,坚定理论自信,坚定制度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我国知识型企业应实行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领导理论的发展，介绍了基于价值的领导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基于价值领导理论的意义及作用、在我国知识型企业实施基于价值领导的必要性及做法，并指出成功的知识型企业的领导者，属于那些为企业注入核心价值观，并实施以价值为基础领导的人。     

论金岳霖《罗素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运用和阐发

金岳霖的《罗素哲学》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和阐发的一些内容值得深入研究。《罗素哲学》以感觉到时空位置作为主要标准,以科学命题作为次要标准,论证和阐释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以物质与物体的区分为独特视角,阐释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以实践和感觉相统一为理论基础,阐释了实践的特点、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的方方面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定的丰富与发展作用。但是,《罗素哲学》仍然有寻章摘句之嫌,且有苏联哲学模式的弊端。     

《老子》与《易传》:中国诗学中意象论的哲学源起

《老子》与《易传》是中国哲学"象"论的滥觞,也是中国诗学中意象理论的哲学起点。在意象营构的心理机制方面,《老子》崇尚返观内视的理性直观,《易传》强调外部"观取"的感性直观,而凡直观都关联审美想象。在意象营构的符号机制方面,两者都涉及了中国意象理论的基本命题,即"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大象"不为名言所订制,"辞"却是"易象"符号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并形成了辞象互动以尽意的局面。而无论"言不尽意"抑或"言中事隐",两种"象"都具有"以少总多"的特征。在"象"的价值论方面,两者有求"虚静"与尽人事的分歧。而两种"象"所蕴蓄的创造力,决定了中国诗学审美意象的精神内涵与审美风格,即生机与人文的有机融合。     

《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哲学通论》一书不仅是中国哲学研究进步的产物,它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哲学通论》进一步推动了哲学教科书改革;它倡导的注重“哲学观”研究和前提批判的思维方式为繁荣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它以特有的哲学理解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步伐。     

论《三国演义》一书中的哲学误区

从文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无疑是一本好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本书的话,则会发现,这本书中存在着某些误区,诸如：宿命的本体论、先验的认识论、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功利主义的文化观、非道德主义的伦理观,等等。之所以要剖析这本书中的哲学误区,是因为这些误区或多或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着的某些误区的缩影。     

《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

<晏子春秋>是我国一部富有深刻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名著.笔者在较为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按历史顺序,分三个时期,对<晏子春秋>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评述,目的是总结成果、吸取经验,以为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取得更大成绩有所贡献.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