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自觉"与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发展观

当代中国人寻求解决人与社会发展问题,不仅要追求社会发展的经济指标和物质文明的创造,更须自觉尊重中国人以家庭为重心的伦理文化传统,发挥"和合"的人文精神,关注人生命本性的完善.因而,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发展观的创造性转化,根本还在于人,在于秉承儒家文化传统底蕴的中国人自己,在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之"政府责任"的反思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是由中国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双轨制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影响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然而当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产生了脱节,并且已经给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行将制定的<法律援助法>应该在界分国家与政府内涵的基础上,确立法律援助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的当代遭遇及其"中间道路"——在发展伦理学的视域内

本文立足于中国发展①的境域,以当代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和阿马蒂亚·森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为理论视域,考察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遭遇的历史性时刻,面对自身的当代转型、它与"现代性"价值观的关系,以及"现代性"价值观本身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的复杂局面,如何找到"中间道路",找到其背后的核心价值,从而为中国传统价值观提供可能出路.     

从"类哲学"的视角看风险社会

近年来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当代风险社会的研究中,首推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他们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本文从"类哲学"的视角透视风险社会,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不仅塑造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而且还培养了人们和谐共生的理念.     

关于新时期社会公德教育实效性的探讨

当前社会公德"缺失"这一现象,是长期以来我国不重视公德教育,缺乏公德意识的培养和公德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将公德教育确立为道德教育体系中的最基础目标,并分层次加强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德素质;特别是应将公德教育和法律法规相衔接,规范公德行为是公德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     

前瞻性技术伦理治理研究

新技术引入社会后,在为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时常引起一些伦理问题,而且根据"穆尔律令",随着新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它们的伦理问题还将增加.实际上,新技术的伦理问题在其研发阶段就蕴含了.为了使输入到社会的新技术符合社会的伦理价值,我们可以在研发阶段对其进行前瞻性的伦理治理.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是前瞻性技术伦理治理的主体,他们可以按照"两阶段"模式进行治理.经过前瞻性的伦理治理,输入社会的新技术将达到伦理可接受和社会满意.     

消费文化对身体的建构

人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物性的存在,更是社会文化的存在.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大众消费主义兴起,身体日益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的目的中,成为消费文化建构的对象."后福特主义"的产生是这一建构的内在动因,新教伦理的衰落为这一建构提供了伦理背景.消费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对身体的建构主要从三个层面体现出来:制造"身体消费"的需要;宣称"身体维护"是一种道德;设计并传播时尚的"身体形象"、倡导对身体的审美趣味来促进和实现身体消费的目的.     

论个性伦理--伦理观的深层探究

中国当今伦理状况最严重的问题是"双重人性问题".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为个性伦理.个性伦理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伦理学,在人伦关系的范围内,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探究伦理问题.伦理和道德的关系为伦理包含道德,道德只是伦理中的准则部分和道德评价部分.个性伦理的两个重要范畴为个性和群性,个性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性,群性是某群体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主张强化个性,弱化群性.传统伦理与个性伦理有原则性区别,即,传统伦理停留在人与人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层面,个性伦理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传统伦理以社会为本位,个性伦理以个性为本位;传统伦理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改变个性,个性伦理是根据个性的需要而改变社会的管理方式;传统伦理是从外到内的内化,个性伦理是从内到外的实现;传统伦理鄙视沟通技巧,个性伦理纳入沟通技巧.为实现国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和谐两大主题,提出了个性伦理四原则即,以个性为本位、以实现为本位、以自主为本位、以规则为本位.     

美德伦理如何复兴?

当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有着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实践背景和文化理论成因.然而,美德伦理的当代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德伦理学能否真正复兴?又如何复兴? 其理论复兴——假如其复兴是可能且现实的——的当代前景又会怎样? 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解释和回答.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