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

商务版《说郛》卷六○有《五代新说》一书,无作者名.宛委山堂本《说郛》(?)五四署徐炫撰.按唐宋时书目多著录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二作《五代新记》二卷,作张绚古撰(中华书局标点本误作“张绚《古五代新记》二卷”),《崇目总目》卷二作“《五代新说》二卷,张绚古撰”,《宋史·艺文志》二“别史类”有“张询古《五代新说》二卷”,“小说家类”又有“张说《五代新说》二卷”.《郡斋读书志》卷六著录,解题云:“右唐张询古撰.以梁、陈、北齐、周、隋君臣杂事,分三十门纂次.”是一书之作者,有徐炫、张绚古、张询古、张洵古、张说之异.     

五代“盗贼”简论

五代是个多“盗贼”的时代。官府的压迫剥削、饥荒、军事活动、犯罪活动等,是引发“盗贼”的主要原因。“盗贼”虽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一面,同时也有打击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一面。啸聚山林,借助宗教以发展力量并且向官军转化,是五代“盗贼”活动的显著特点。严刑峻法、残酷杀戮、以“盗”攻“盗”、利用地方力量防“盗”治“盗”及赦罪招抚,是五代时期封建统治者常用的治“盗贼”的对策,但收效甚微。     

王勃《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及其他

王勃作《滕王阁序》的时间,旧有二说。一说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王勃著《舔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于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     

史实辨析与史观反思——“第五代”再研究

现有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存在着对“第五代”的偏爱,对“第五代”再研究需要从史实辨析和史观反思两个维度来进行。史实辨析是指重新思考对“第五代”做出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整体观视野下分析“第五代”所受到的多重影响,充分认识到“第五代”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史观反思是指重写电影史需要反思对“第五代”的偏爱,反思电影史写作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唯有如此,重写电影史才会成为令人信服、还原历史、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     

史实辨析与史观反思——“第五代”再研究

现有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存在着对“第五代”的偏爱,对“第五代”再研究需要从史实辨析和史观反思两个维度来进行。史实辨析是指重新思考对“第五代”做出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整体观视野下分析“第五代”所受到的多重影响,充分认识到“第五代”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史观反思是指重写电影史需要反思对“第五代”的偏爱,反思电影史写作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唯有如此,重写电影史才会成为令人信服、还原历史、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     

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宋初因仍自然，沿用唐、五代以来出现的以他官“知州府事”以代理节度使、刺史等正官的做法，于太宗、真宗之际确立了文官充当州郡主官的知州制，取代了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赖以维系其统治的地方官僚体系，为宋代安抚使制度的诞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宋代赋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宋朝是在唐末五代长期动乱之后,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建立之初,统治基础比较薄弱.它既不能依靠在唐代已被消灭的世家大族,也不敢依靠唐末五代兴起而不断更迭的军阀集团.它的政权不能建立在少数的坚固的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支撑之上,而必须建立在整个地主阶级和文武大臣的拥戴之上.因此,赵匡胤取得政权之后,就在政治上“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王船山:《案记》),对后周和南方诸国的统治者都封王封侯,赐第京师,对一般官僚和地主则用恩荫、科举等办法,大开其做官之门;在军事上则采取“杯酒释兵权”,鼓励强藩武将交出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午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集中兵     

源于"花间",超越"花间"--论冯延巳词的悲剧美感

南唐词人冯延巳是“开北宋一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其词源于“花间” ,从表面上看“不失五代风格” ,即写景不出闺阁园庭 ,写情不外伤春怨别 ,和花间词近似 ,但就其所表现出的内涵而言 ,则又“堂庑特大”、“深美闳约”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花间词 ,具有一种独特的悲剧美感 ,本文探讨了冯延巳词悲剧美感的表现并分析了其成因。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历仕四姓十一帝的冯道

五代史称乱世,战火连绵,社会动荡,王朝统治者频繁更迭。以参军出身的冯道,却历仕四代十一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去世时追封瀛王。然而,他死后旧史学家多加贬斥,攻讦他一向“尸位素餐”,是历代“奸臣之尤”。①现代史学家也指责他为政“狡猾透骨,向来不轻易说话”,“是最能看风色的典型官僚”。②我认为,对冯道若将其置于五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与其同时代的人做比较研究,就不难看出,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可以肯定的正面人物。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今河北交河),其先为农为儒,少以孝谨知名,③天佑中他出仕为割据河北的刘守光部参军,后归唐庄宗掌书记,由此长期在朝廷为官。五代局势是藩镇割据的继续。军阀掌握政权,皆以盘剥百姓,聚敛搜刮为能事。后唐庄宗上台后,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库,藩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内府     

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

土家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源,众说不一。主要有: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二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一部,三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公元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 笔者认为,“南入”、“东来”都不能成其为土家族族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民族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甚至有一部分融合于别的民族,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成员。“南入”、“东来”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研究某个民族的族源,把加入的部分作为主要成份是不适合的。特别象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土家族族源,应该从这个民族     

浅析荆南政权存在的原因

荆南,又称南平,是五代十国中最小的割据政权,公元963年以疆土归宋时,“尽籍其境内为州府三:江陵府,归、峡二州,县17,户14万3百”北有先后割据的梁、唐、晋、汉、周五代,南有据地14州、监,66县的马楚政权,东为兼跨19州3军108县的吴唐大国,西则先后出现了拥有二川、山南西道的前、后蜀。四雄虎锯于“无地无割据,无岁无战争”的动荡年代而这处于“四战之地”的荆南小国却能维持五代四十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社会生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乱”,但其实质却在“变”。中枢政治制度的变革乃是这场社会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于：宰相职权的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的提高。由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五代士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科举、入幕等方式挤身五代中枢机构,成为中枢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士人在五代中枢政治中的活动促进了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北宋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实现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概述

本文对五代时期南汉割据政权同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南汉立足于岭南“五管”，发展对外交往，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中原五代王朝势力的强弱，制约着南汉的到外政策以 汉与五代的关系；南汉与周边割据政权保持睦邻关系，进行政治往来和经济交往。     

全球化与中国第五代电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文化乃至政治的全球化同样成为时代的必然。我国电影最早主动回应全球化的,正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进入新世纪后,第五代电影更从看与思并重的“双轮革命”,迅速演变为“好看”压倒“好思”的独轮旋转,他们的影片不复当年的主题、立意,也日渐远离了政治和道义责任。第五代电影退出“前锋”甘做“后卫”固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没有脊梁和灵魂。认可电影的商品价值并不意味着文化责任的消解,走向世界也并不表示就可以丢弃自己的根。而同样进行着电影国际化探索的台湾导演李安,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有益的借鉴。     

中国影戏溯源

本文认为“影戏”借灯显影配声以演故事，其脱胎于唐人“俗讲”和“影灯”，初成于唐末五代，始盛于宋，广播于元明清。除此还对陇东南影子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陇东南或即中国影戏源地之一。     

苏轼的咏物词

前人谈咏物词多重南宋,而忽视北宋;多言姜夔、王沂孙、张炎而少及苏轼。如清人蒋敦复说:“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皆有寄托”。(《芬陀利室词话》)这种说法便有其不确之处:既忽略了苏轼对咏物词这一题材的开拓,也忽略了苏词在咏物寄托上的先导作用。唐、五代词人的咏物之作,确实寥寥可数,并且尚未摆脱流为艳语的宫体。而北宋前期如晏殊、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第五代诗词创作叙论——以曾悖与曾协为代表

南丰曾氏到了第五代已经全面衰落,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成为维持家族声名的最重要的方式。曾悖现存诗词均为绍兴中知黄州与台州所作,着意书写个人游赏清兴以表达“方外之乐”,他继承曾氏家族第四代传统,与江西诗派变调诗人韩驹、徐俯、吕本中、曾几等人往来唱和甚密,诗歌受其影响;词以小令为主,能将洒脱与温婉结合。曾协仕途与声名不及曾悖,但现存诗词最多,其诗学苏轼、陈与义而有所变化,词有陈与义的疏爽洒脱。曾悖与曾协代表曾氏家族诗词的两种不太相同的风格取向,曾晦之、曾思的诗作接近曾悼。接近江西诗派仍是曾氏家族第五代的诗歌创作特点。     

宋代通判论略

通判的创立是宋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论官秩虽仅七品,但却被视为“州郡最要之任”。若把它置于宋代集权政治中考察,通判正是“分化事权、互相牵制”集权原则的体现。一、通判之设关于通判创设的原因,马氏《文献通考》概括为“宋艺祖惩五代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所谓惩弊,自然是惩唐末五代以来君弱臣强、方镇专擅自肆之弊。对此弊端,清人王鸣盛评论说:“节度益多,列衔往往称某军节度、某处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则权尽归于一家,而守土之臣,几无复有分其任矣。”这些集地方权力于一身的节度使,“始各专其地以自世,既则迫于利害之谋,故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