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合理性

企业是适应社会生产、流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生产经营组织,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工业时代已经存在,现在变得更急迫、更广泛.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更快的速度消耗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都被要求承担超越经济指标的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既蕴涵效率原则,又彰显正义价值,是效率与正义的统一,是义利合一的选择.     

社会环境影响道德评价合理性的诸因素分析

在道德评价中,影响评价合理性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有习俗禁忌及戒律、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念以及道德境遇与运气等,上述因素对评价主体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过程以及评价结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评价中,我们既应看到社会环境因素对道德评价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应当避免或克服其对道德评价造成的消极影响,尽量采取评价中立,客观、公正、科学地作出道德评价。     

略论马克斯·韦伯“社会技术”思想的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并运用了法律技术、管理技术等社会技术对近代社会进行合理性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其社会技术思想在合理性概念中的意蕴,诠释了社会技术的合理性地位。另外,新教伦理作为社会技术存在者——道德技术,为社会技术合理性提供了道德支撑,同时也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技术哲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制度正义何以可能——社会契约思想的伦理视角

社会契约思想代表和体现的伦理精神实质就是公平、平等、自由、诚信、负责任和理性,而这一思想恰恰是社会制度正义的基本保证.从古至今,社会契约思想的伦理追求,不断地激励着一大批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去探寻和践履.时至今日,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应当追求制度正义的最大化,它饱含着制度正义的社会契约伦理精神,无疑成为我们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理想的重要思想保证.     

从社会决策论的角度谈制度的合理性

一直以来,对“制度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伦理学领域,认为制度的合理性取决于制度是否合乎道德原则。本文则从社会决策论这一外在于伦理学的崭新视角对“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加以剖析,认为制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可分为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制度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第二、制度是保护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平衡的唯一有效方式,即社会只有通过制度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进而阐明社会决策论可以为现代制度建设提供科学的方法与现实立场的启示。     

社会和解何以可能?——以恢复性正义为视角的分析

恢复性正义的核心是疗治创伤、复原破裂的关系。它倡导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和解思路,不仅强调化解社会成员内心中的怨恨、愤恨或者憎恨,而且强调矫正社会结构中的关系不正义,预防潜在的或潜伏着的社会伤害行为,变革蕴含着结构性暴力与符号暴力的制度安排。在实现恢复性正义的过程中,和平、真相、责任与宽恕是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这"四要素"得到实现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从社会伤害行为中解放出来,重新构建或恢复相互承认,实现和解。     

发展及其何以可能——对发展问题的元追问

发展是特指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合规律、合目的的运动,本质上是人的发展。自由自觉的人的存在、自然环境基础和社会生产实践的共同构成发展可能的一般前提。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观点是发展问题的首要观点。发展持续可能的条件在于三大社会生产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     

在科层制与人性化之间——比较两种企业管理模式

管理学的发展以科层制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科层制管理模式以排除人性化因素为显性内容,但人性化管理模式始终存在。两种模式的关系涉及人存在的二重化。关注人的精神存在便易于使用人性化模式,只看到肉体存在则倾向于加强科层制。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方向应当是两者的结合,而结合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道德与理性经济人的关系。     

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已迈进了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本质是基于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可靠性、持续性的基本信任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的瓦解;本体性安全体系的崩解源于因生活之惯常秩序的消失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现代早期,理性与革命对传统秩序的撬动开启了不确定性的闸门;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不确定性向全球、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弥散,从而也迎来了本体性焦虑的时代。面对日益叵测的命运和未来,人类以各种方式努力寻求安全保障,但这些努力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而且在今天这个体化风险社会中,其本身也越来越难以为继。风险社会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从而相应地产生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在中国,除了要承受个体化风险社会之一般性的焦虑,社会成员还要多一分权利缺失状态下面对尚未完全被驯化的权力的惶惶然。     

性与艺术——对艺术原动力的思考

自人类一开始"性"就是生命的表现,它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思维,更是一种繁衍的传承,当然也是一种艺术.从中人类及自然界都获取了无穷的力量.对性的崇拜是一种本能,是人类永恒的一个艺术表现主题.是对艺术的推动.性是个隐讳的话题,通过此研究能更加自由表达出艺术家的自身强烈情感,更加自由的对艺术进行创作,挖掘更深刻意义的感性认识,而不是单纯的对表面现象进行素描色彩的绘画.使性不再为客观世界的奴隶,建立对性的正确意识,打开艺术的自由之门.     

曼海姆:社会重建时代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

曼海姆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危机根源于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失调,主要表现在:人类控制非理性能力发展的不均衡与分配的不平等;工业社会的功能理性导致实质理性的丧失;大众政治的非理性对现代民主的威胁;个人和社会处在一种“有组织的不安全”状态。曼海姆基于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弘扬教育、实施民主、制定计划,来重建一种理性与情感协调的社会,以解决社会的危机。     

社会表征理论述评——一种旨在整合心理与社会的理论视角

本文梳理了社会表征理论的历史脉络及其内涵,评述了其理论创新之处及其相关研究,认为社会表征理论作为一种重返人文主义话语形态的新生理论,对美国社会心理学话语霸权具有不可低估的解构作用,但有待于进一步精致化。     

个体化的限度——公共性与团结性的社会整合路径探索

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个体化进程凸显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社会以及有风险的人生,社会整合成为重要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以超验共识、物质利益和国族意识为参照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化社会新阶段不同文明的特征缺乏全面理解。在个体化背景下,社会整合是指个体关于现代社会的想象,公共性和团结性是个体化社会整合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具有生活政治特征的公共生活,而后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以社群生活为主的小共同体生活和基于国家认同的大共同体生活。在比较的意义上,社会整合蕴藏的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内在差异,型塑了中西世界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合目的性问题

人的行动只要是主动的和自主的,就会有着合目的性追求。行动的合目的性需要求助于行动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等的合理性,而行动的合理性则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理性权衡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展现给我们的哲学和思想图式。至少,这是理解近代以来的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一个维度。然而,不同条件下的行动合目的性路径是不同的,而且能否做到合目的性,也是一个问题。风险社会意味着工业社会中为了行动合目的性的所有理论探索和实践模式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目的已经从个人的目的转化为人的共生共在,理性的概念也被改写成了经验理性,目的与行动实现了统一,所谓合理性也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以至于合目的性不再是一种指向,而是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的。     

中国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

中国社会现代性蓬勃发展——以“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为标志——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干扰和影响,这使得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后现代性扮演着早产儿的角色。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仅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是对不同社会状况和社会特征的社会理论概括,在中国,二者的并存彰显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失衡。因此,在全力推进现代性车轮向前滚动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由之路。     

治疗性小组对患者的心理社会干预模式研究

本文旨在讨论治疗性小组工作对病人心理干预方面的作用及意义,初步建立其在患者心理干预中的有效模式。本研究认为患者在患病及康复过程中,对于治疗性小组有潜在的需求,设计合理、运用恰当的治疗性小组对于患者的心理干预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资本的界限——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

我们的时代依然是资本的时代,马克思通过资本将现代社会的本质一览无余。对于现代人而言,马克思最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他指明了资本增殖的三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和资本实现的界限。资本的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现代社会一旦超越这些边界,就必然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危机当中。如果现代社会既不想放弃资本的增殖这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又不想堕入到欲望的狂欢之中,那么,现代社会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     

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社会运行的一种解释框架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管理思想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长久以来,社会管理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范式的演变过程,出于对现实社会结构变化的回应,研究范式面临一种新的转换,本文主要从社会控制、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网络方面考察社会治理的相关内容,将社会治理视为一种实践过程,置于社会运行的视角之下,通过研究社会治理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和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社会管理何以创新:社会工作的视角与贡献

社会管理创新呼唤学术联系实际,从整体层面进入具体方案的创新。社会工作以其特有方式,从观念、逻辑和方法层面回应了社会管理,从而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具体操作途径和实现可能。     

刑法解释的社会相当性考评

社会相当性是德国学者提出的重要理论,自引入中国后便获得较大关注,在刑法解释中引入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相当性自诞生之初便与法益难解难分,在德日刑法语境之下,刑法的本质在于保护法益,它是刑法解释的核心概念,是准确匹配事实与法条的前提,还是维系价值立场与刑法解释的媒介,而基于历史和社会的相对客观性,社会相当性成为理解和评价法益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饱受关注,本质是社会保护与自由保障何者优先的价值立场之争,然而涉及具体刑法用语,两大理论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价值立场相互矛盾的问题,而社会相当性理论则兼具社会保护与自由保障的双重价值,可以调和两大主张相互之间及各自内部出现的矛盾。结合刑法解释来看,对社会相当性的判断,可从社会性与相当性两大方面进行:社会性包括社会整体性、社会通识性与特殊性三个要素;相当性包括广泛性、常识性、与刑法的一致性三个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