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叙事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何世华、吴问银小说主题略论

安徽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何世华《文件的脸》和吴问银《特殊的葬礼》对于人性的关注有着不同的叙述视角.何世华一定程度上是人性失望论者,他的小说藉权力事件呈现出一幅人与人间缺乏信任与理解、自私猜忌、冷漠隔膜的庸常人生图景,同时对于家庭亲情伦理的节制性坚守又让小说在袭人寒意之外有了少许的温暖.吴问银竭力营构好看的故事,关注农民悲剧命运,让读者看到了苦难人生中人性光辉的弥漫和生存善性的迸发,在人性主题的深度掘进和文体语言的精致打磨上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善恶之辨浅谈

《叶甫盖尼.奥涅金》体现了普希金本人善恶之辨的人性辩证法。善良的动机可以产生善的结果,也可能产生恶的结果;恶的动机应该产生恶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善的结果。这一切对人物的行动,对情节的展开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爱情是伦理学的古老命题,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尤其是普希金叙事作品的灵魂之一。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的爱与拒绝是一种理性的爱。奥涅金作为一个＂多余人＂,体现了这一特征。     

《阿含经》所述的善恶与解脱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是体现了佛教核心思想的偈言.佛教思想中的善和恶并非仅有列举的十善和十恶,在以解脱为终极目标的正法律中,凡符合解脱之正向的思想、心念和行为都属于善;反之,凡阻碍解脱的都是恶.佛教认为,善恶皆有果报.根据因果业报理论,众生生时所造的善恶业将决定众生死时的去处及以后生的生活状态.佛教的缘起法则可以用以分析恶之产生的深刻动因,根除恶法、实现善法的途径,其关钥即是如实知见.     

关于《文静的美国人》中主人公善与恶的探析

《文静的美国人》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以第一次越南战争为背景所创作的小说,被视为其严肃类小说的代表作。该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是英国记者福勒和美国青年派儿,在这两个人身上,格林展现了人性的善恶：福勒似乎狡诈忘恩负义,乃恶的化身;派尔认真负责,似乎乃善的化身。但是格林的写作风格受其自身性格的影响,其作品往往充满悬疑色彩、情节发展出人意外,《文静的美国人》也不例外。福勒穷途末路之中却难掩悲天悯人之情,他采取恶的手段,是为了越南平民不再无辜丧命;派尔单纯文静的外表下却执拗天真、一意孤行、给越南平民带来的却是灾难。随着情节的发展,福勒和派儿的善恶形象完全逆转。     

《汉宫秋》悲剧意蕴新探

《汉宫秋》一直被称为中国式悲剧的典范。本文运用中西理论论述了悲剧及悲剧意识、昭君的悲剧美以及本剧题目的文化底蕴。从剧本本身、历史加工、作者身世、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哲理等多层次多角度深入挖掘了《汉宫秋》的悲剧意蕴。     

小说《印第安人营地》的原型范畴解析

原型范畴理论一直是认知语言学的热门话题。将原型范畴理论与海明威的作品相结合研究发现,虽然《印第安营地》创作于海明威的文学生涯早期,反映了年轻时期的海明威对生与死、善与恶等原型范畴的感悟,正是这些感悟才帮助海明威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将生与死、善与恶等原型不断拓深,创作出了诸如《太阳照常升起》、《乞力马扎罗的雪》等经典之作,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期阅读《印第安营地》都会获得不同的人生感悟。     

内在悲剧与外在悲剧的完美融合--比较《哈姆雷特》与《原野》中莎士比亚与曹禺的人性探求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 ,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和发展方向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文化的先进性与落后性进行客观思考。将曹禺和莎士比亚作对比 ,以人性的时代探求为切入点 ,解读《原野》和《哈姆雷特》的人文意义 ,并从曹禺创作时达到的内在悲剧与外在悲剧的完美融合 ,诠释他在关怀人生、思考命运时对本土与世界文学所进行的破立融合及激扬创新 ,以期能对当今我国的文化思考和人文重建有所帮助     

浅析《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悲剧美

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身上蕴含着沉郁浓重的悲剧色调：忍受着巨大生活折磨和精神重负的主人公,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信念的支撑,与苦难进行着顽强不懈的抗争。更为重要的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情也汇入了这种悲剧情怀的合奏,于爱情中显示出主人公独具魅力的悲剧美。     

两个世界的争夺——《雾都孤儿》两种文本的解读

对经典小说《雾都孤儿》和其银幕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认为影片同原著一样深受人们的喜爱。从《雾都孤儿》两种不同的文本中，可以看到19世纪英国社会现实的缩影，体会到善与恶两个世界的争夺。两种不同的文本都透露出善与恶这两种力量对主人公的“教育”作用，而“教育”的目的和效果值得我们深思。     

《老人与海》的意蕴浅论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部杰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国内外评论界对其表现的硬汉形象、虚无思想和悲剧意识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然而这部小说是根据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所创造,因而令读者挖掘的思想是无可限量的。本文拟从个体意识和悲剧情结的角度出发,对《老人与海》的意蕴进行解读。     

行政处罚探析

由于法律对行政处罚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论界对行政处罚涵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认识上的不一致已影响到立法和执法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行政处罚的主体、对象等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探讨,对行政处罚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的辨析,以对行政处罚的涵义有清楚的认识。     

"郎当"词义绪

1.归纳汉语北方方言中“郎当”一词之词义,纠正对于该词之误释;2.根据词义起源和词义引申,把该词词义分成两大类:悬挂义和摇摆义及其变体;3.揭示该词的来源:从汉代“锒铛”一词独立出来的动词,并形成了动词词义。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计意义及实践价值之理性思考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的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原则,对激励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起上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在设计制度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缺陷,只有被告一方上诉的上诉人往往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被曲线加刑。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一审被告人上诉的积极性,还影响到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关于“北大荒文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区域(地域)文学(文化)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逐渐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和关注。北大荒文学就是在特定地域中由多种因源引发的一种不可令人忽视的文学现象。她用自己的实绩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存在。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构成,北大荒文学是一种渐次地吸收多元文化的文学。"北大荒文学"是一个特定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并且具有文学流派性质的美学概念。     

爱的彷徨与虚无——《伤逝》中的婚恋悲剧新探

对于《伤逝》中的爱情悲剧,历来大多从外部环境找原因,特别是经济原因。若究其根源,还应从人性的角度去找原因。其实在鲁迅看来,《伤逝》爱情悲剧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主人公对爱情持有太浪漫太理想的期待,更在于涓生作为男性的自私,在于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在于从古至今不变的这种自私的人性。鲁迅通过《伤逝》,向人们展示了那种被普遍歌颂的理想爱情的虚无与不切实际,揭示了追求自由与爱情的艰巨性。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哲学角度评析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科学.界定犯罪概念,了解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是每个犯罪学学者研究的前提和基石.由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等刑事法学学科都以犯罪现象作为研究客体,加之犯罪现象自身复杂性、多变性,在研究中就出现了犯罪概念的多元化,不同派别的学者见仁见智.     

解读豫东婚俗中的“双全人”

豫东婚礼不但传承了中国古代婚礼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染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其中人们对＂双全人＂在婚礼中的作用已成为豫东婚俗的主要意识认同。如果以豫东婚礼上所使用的相关词语为分析对象,既能呈现豫东人的内心指向,也可解读＂双全人＂所隐含的文化信息。     

远古时代"京""都"意义的变迁

"京"的本义是指古人为祖先建造的高大坟墓."都"是宗庙意义的衍生物,指曾经建有始祖宗庙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京、都的内涵从墓庙所在地向社会群落聚居地转化,从而获得地域上的意义.此后,京获得社会政治中心的意义;都逐步成为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系统中或低或高的一个层次.战国时,都成为区域性管理中心和大都市,并最终与京一道获得全国性行政管理中心即首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