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奏议的思想蕴涵与文学特征

奏议是苏轼文学写作中之重要部分。苏轼一生仕宦,公忠许国、关心民瘼、直言敢谏,奏议为之忠实纪录,文体史上与西汉奏疏、陆贽奏议鼎足而三。南宋孝宗帝赞其"忠言谠论,正朝大节"。苏轼奏议展现出其为政责实、以民为本、崇儒重德、广纳忠谏、独立不倚的治政思想与理念。以文学视角言,苏轼奏议论切时弊、引类譬喻、变俗为雅、长于摹写,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以政治影响论,苏轼奏议对于宋世推尊陆贽、规谏当朝帝王、助力高丽外交、惠及天下生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奏议为苏轼赢得崇高文名,其敷陈政见虽不尽公允,但仍不失为史上一流写手。     

弘扬焦裕禄精神与实现中国梦的多维检视

以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弘扬焦裕禄精神与实现中国梦的多维检视中,亲民爱民是实现中国梦的最高价值追求;艰苦奋斗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科学求实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路线支撑;迎难而上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作风保障;无私奉献是实现中国梦的优秀品格。     

论胡适的文学史观

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其文学史观更是独树一帜。具体表现为 :主张文学的进化与发展 ,推崇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 ,以白话文学为文学发展的唯一前途。胡适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倡导平民意识、平民精神 ,可以说是平民的文学观。与此相应 ,他选择了西方实证主义与传统考据方法相结合而成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胡适的文学史观及方法论既具时代风貌 ,又反映了他本人的个性色彩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浅析路遥小说的平民意识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具有突出的平民意识,路遥的生活经历使他形成了这种文化心理。作者通过对他的两个主人公孙氏兄弟奋斗历程的描写谱写了一曲普通人的赞歌,是他的平民意识的表现;他对农民的同情和理解又使他的小说充满强烈的主观情绪,使他的主人公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平民底色”与“俚而不俗”:苏轼黄州诗新论

谪居黄州之后,身同平民、迹等黔首的苏轼开始重新审度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把热情投注到平凡的世俗生活中,以朴素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一种带有平民底色的审美趣味,并创作了一批书写琐细平凡日常生活的诗歌。由于能够寄温情于平凡,寓思致于琐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体和晚唐体平庸琐屑的流弊,但黄州诗创作态度的率意、句法的简易以及诗歌语言的俚俗等确实客观存在。这类俚而不俗的作品并非苏轼诗风的主调,但却是中唐以来诗歌进程中“日常化”书写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北宋“以俗为雅”这一诗学命题的有意义的尝试。     

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宿命--苏轼"尊主泽民"思想浅谈

苏轼思想发展经历了积极用世、理想受挫、醒悟深思、冷静归隐、愤激超然五个阶段,一生信奉儒家"尊主泽民"思想.不论在政治生涯中得意与否,他也不改初衷,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封建地主阶级文人身上的那种忠君、为国、爱民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对封建统治的反思.     

论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较完整的革命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平民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目的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他主张进行平民革命首先必须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平民政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土地革命消灭封建的经济基础，并对文化、教育及社会进行彻底的革新。邓演达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高水平，但他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认识不足，因而其主张不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利他主义新探

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现行伦理观,仍属于利他主义而渊源于儒墨。只不过,儒家是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爱亲多于爱民、先亲后民、"亲亲而仁民";墨家是儒家的否定,是爱无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同等爱亲民;现行伦理观则又是墨家的否定、儒家的否定之否定而成为一种新的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它主张爱民多于爱亲、先民后亲、"全心全意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世纪飞跃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爱民、亲民和富民的民本思想和求真务实的崇高价值追求,贯通在效用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苦实践和严谨科学总结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以人为本执政原则的世纪飞跃。     

"抱利器而无所施"——曹植后期表文指瑕

从奏议文体写作的角度来看,曹植后期表文存在不足之处。全面、客观地评价曹植及其表文在奏议文体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可进一步推动曹植研究与奏议文体研究,并对当今上行公文的写作有所鉴戒。     

苏轼的敌人

苏轼一生中树敌甚多,他的政敌不但包括整个新党,也有不少旧党中人.事实上苏轼从未进入过旧党的权力中枢,但是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不但使新党将他视同敌方的党魁,而且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对他进行无休无止的诬陷、迫害.如果说从友人的身上可以发现苏轼的某种性格特征,那么在敌人的身上就可以反衬出苏轼的这些特征.忠谠与奸邪、直率与狡诈、坦荡与阴险、善良与凶恶,这些互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往往分属于势不两立的双方.本文考察了苏轼的敌人以及他们视苏轼为敌的缘由,为我们深入观察苏轼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此外,才高招忌也是苏轼树敌甚多的重要原因.苏轼的敌人中不乏忌恨其盖世天才而由忌生恨的人物,这也为我们理解苏轼的才学和成就提供了新的视角.     

真骨傲霜：浅论苏轼的文化性格内核

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本文认为 ,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真率。苏轼的性格核心是真率。他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 ,就是他真率性格的结果。苏轼的真率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后人对苏轼的真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当代中国平民文化的城乡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平民文化,是由平民创造或为他们创造的、反映其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的文化,表现出真实、积极向上的日常生活色彩,关注平民百姓的情感世界,具有突出的平民立场。相对而言,城市平民文化具有开放性、多样性、高效性和创新性;乡村平民文化则表现为封闭性和复杂性。应以乡村为本、以文化为目的,用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发展意识引领乡村平民文化建设,促进两大领域平民文化的协调发展。     

胡锦涛实践哲学思想探析

胡锦涛的实践哲学思想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特征和时代特征.文章分析了胡锦涛实践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胡锦涛实践哲学思想主要包括求真务实、以人为本、追求和谐等方面.基本特色体现在: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亲民、爱民,关心和保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以我为主等方面.     

蔡邕奏议论略

蔡邕是东汉文史大家，其奏议现存23篇。较之碑文与辞赋，蔡邕奏议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从论政、议边患、荐贤才、陈下情等方面探讨蔡邕奏议的思想内容，从借灾异进谏、论理切直，抒忠愤之情、显不平之气，引经据典、辞藻华美，文风典雅、结构严密等方面，论述了其文学特点，并对其贡献与不足作了评述，以期对蔡邕与东汉奏议研究有所助益。     

第五次苏轼研究讨论会概述

中国苏轼研究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1月22日—25日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客和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视野的开阔 这主要表现为宏观研究的深入。宏观研究要求学术研究能够摆脱局部性枝节性束缚,以一种全面的,更具理性色彩的目光来观照作家作品。这次会议中,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述,表现出对苏轼人生及艺术的全面性把握。譬如,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发言中对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苏轼作为一个典范的士大夫文人,一方面满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在其性灵深处却隐含着一种     

怀爱民之心 行利民之政——墨子民本思想研究

墨子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地位,主张民为国本。在看待君民关系时,墨子认为君应当把民放到首位,先民而后君。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天民”思想,认为天与先王兼爱万民,为政者应当效法天与先王,以民为本。同时他提倡兼爱,主张兼爱万民,为政者要具有爱民之心,还要行利民之政。爱民为仁,爱民发自君主的仁爱之心;利民为义,君主应当探求利民之策。墨子的爱民利民思想,体现了他的民本立场,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人民的福祉永远是墨子的追求。     

“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意义探讨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线索式人物,是众人物的灵魂。作者在对他的塑造上注重其性格的双重性、矛盾性,即美丑的对立统一,赋予他平民、凡俗的色彩。因此吴用的形象不同于诸葛亮的高大全形象,他性格上的“不可爱”、缺陷正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他的形象是真实可感的。这正是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