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雅与俗

中国古代文学中雅与俗的对立早已存在，二者之间又有着必然的联系，雅文学虽然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雅俗文学在审美情趣上的分野，显现着不同文化层次上的追求。文学作品的雅俗共赏，是创作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之雅俗略论

雅与俗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有时也扩大为文化概念,谓雅文化、俗文化,因为审美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雅和俗在本质上,是社会不同的文化层面表现出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因此,雅与俗也具有相对性。雅的精神是高标的、超越的、充分的个性化的,在人格结构上趋向边缘而排斥众庶,对于艺术创造而言,是风格独立特出的基础。应该说,雅文化精神是铸造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雅文学精神的扬抑,关乎文学成就的起落。优秀的俗文学作品,需要对底层人民大众生活的深入体验,要懂得民俗与民情。所谓俗雅有别,但由俗而雅,甚至以俗为雅,大俗至大雅,却是审美精神的必然走向。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雅俗文论话语反思——以本雅明“光晕”理论为参照

当今文学、文化领域雅与俗的关系处理及相关古代文论话语转化问题已被摆到突出位置。法兰克福学派瓦尔特.本雅明的"光晕"范畴与中国"雅论"相关范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并在处理文学的功利与审美、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关系问题上具有一定参照意义。     

中国古代的雅俗文学关系论

“典雅”与“通俗”两种文学形式,是中外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从而认为所谓“雅”与“俗”是互动关系,由俗到雅,由雅而俗是文学史流变规律     

音乐艺术应“雅俗并存,交溶发展”

就文学意义而言,“雅”者,高雅也,“俗”者,通俗、民俗也,伴随着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雅”、“俗”之争一直持续不断.这种互相鄙薄、互不“买帐”的情况,时有所见.这倒不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或“文人相轻”,而往往是各执一端:重“雅”的自认为是在认真捍卫严肃音乐的神圣殿堂;偏“俗”的却以为自己是在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需要,各自倚持自己所长,而轻鄙对方之所短.各种现象十分有害于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雅”、“俗”之关系,以提高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和评论的水平是有益的.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

1.文学有雅俗之分是文字产生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小说之分雅俗起于隋唐盛于宋。宋以后,通俗小说实际上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通俗文学一直处于仆从的、在野的地位。中国的俗文学与雅文学是互补的,俗文学桢雅文学以提高,雅文学赖俗文学以发展。这种交互作用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2.从“五四”始,小说根本改变了它的仆从地位成为文坛的盟主——文学的主要形式了。但小说又发生了新的分化:现代小说适应了历史的潮流;通俗小说顺应了历史的惯性。由于传统和偏见,通俗文学的地位被抹去了,通俗文学被禁锢了。但历史总还要按照它的惯性走下去,新时期通俗文学的涌流就是证明。3.新时期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处理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关系上出现了两种偏颇:“我是上帝”与“读者是上帝”。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论后新时期闲适化小品的雅俗情趣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小品：它们融合了地域性的世俗风情与平民化生活的原生态韵致，但其中却深蕴着浓重的儒雅情趣；它们不以概括时代人生的重大主题见长，而是以恬淡平和的心境向人们展示自己从生命体验中获得的情致，表现出一种从容、洒脱、旷达的幽雅神韵，展现出一种俗中透雅，雅中含俗的美学风貌；它们不属于“下里巴人”，但与“阳春白雪”又有许多区别；它们是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一种文品。这种雅俗杂读的审美特性使其充满了艺术魁力。在这里，我试图阐释其艺术魁力生成的原因及作家主体的心理机制…     

《锁南枝》和《我侬曲》的比较研究——兼论雅、俗文学之间的情结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下3400余年,雅、俗两种文学的关系如藤缠树。雅文学的源头是俗文学。鲁迅先生因此指出,俗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所以,“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然而,文学史上也不会雅文学反作用于俗文学的例子。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情结”(Complex)。下文,试举俗文学《锁南枝》与雅文学《我侬曲》之间的“情结”为例,窥探两者之间的厮扭情况。与此同时,对这两首雅、俗诗歌作品,赋予崭新的阐释。     

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

本文旨在提出问题与思路.中唐至北宋是文化转型期,文学与之作同构运动.许多著名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尚未作深入的系统研究.作者提出研究该文学运动的二条线索:一是在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考察文学趋向由雅入俗再转入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一是由反思转入内省的过程中,伦理入主文学,士大夫形成相应的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宋文学自立的形式.     

从科举到新式学堂到报人作家——以卢天白、尤墨君为例看民初文学的“通俗化”

在“新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旧派”通俗文学曾一度成为清末民初文坛的“市场主流”.“旧派”文坛最大限度地接纳了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大部分失去举业的“士人”提供了暂时的出路与“表达途径”,其中也包括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的“预备”留学人士,如卢天白和尤墨君等.他们没有像“留学生”那样成为了“新派”,也没有凭借在新式学堂的教育而增进“创作力”,反而和大多数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靠着“旧学”根底谋得了“撰稿者”的身份,并与庞大的“旧式文人”撰稿群体一起促成了“旧派”文学的兴盛,“塑造”了民初文学的“通俗化”倾向.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关于古代文学的流派研究与学术创新--评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俗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而“文以流别”是自然之事,也必然为学者所关注。自晋代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并为之论,齐梁有钟嵘《诗品》,以下因流别或流派而论文学者代不乏人;尤其近年先后有若干就某一流派作个案剖析的优秀之作问世,乃至1 992年钟林斌、李文禄主编,辽宁大学出     

论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

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的提出既有当时文学思潮的冲击,又与萧氏兄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阐释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影响着齐梁诗人的诗歌创作,促使宫体诗创作成为文坛潮流,在艺术上也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方向。     

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

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中介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

桐城派作为散文正宗,曾经主执清代文坛牛耳达二百多年之久。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法”。但一般的讨论与研究都偏在“义”——即思想内容方面。其实,从文学的发展观点上看,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却在“法”——即艺术表现方面。在“法”上,桐城文人尤为自负的还在文学语言方面。散文语言,更是桐城文人所潜心研究的。自古以来,很多人对于散文语言的创造有误解,以为它和诗赋骈文不同,只要拉杂写来,自是一篇文章。一些政治家、学问家,以作文为余事,如宋代的道学领袖程颐明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