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向虚空凝眸”: 19 世纪40 年代沈从文的小说

《看虹录》、《摘星录》等是沈从文 40年代的代表作品, 这些作品藉着和声作曲方法
表达一种“向虚空凝眸”的抽象印象,探索生命的神与美。沈从文试图通过这些作品在抽象思索的热情中重新给人好好地作一番诠释, 创造一种与过去情感十分相近的诗,以使生命得到平衡。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股份制：导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哲学诠释——论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它的重大发展

《资本论》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其对股份制的分析及预见。它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企业逐渐向股份制演进,形成“两权分离”,即企业财产所有权和占有权（即法律上的经营权）的分离是客观趋势;“两权分离”必然导致企业财产占有使用社会化。由此出发,马克思曾设想通过股份制实现社会主义,但“反修”使马克思科学的股份制理论被长期淡化,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近百年曲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直接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科学的股份制理论,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一大突破,即使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可以把这种“新公有制”称为“股份制社会主义”,它实际上也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为包括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在内的共产主义创造经济和主体的前提。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小组授课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改新途径

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的课堂教学改革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和高校课任教师关注的热点。根据该课程的学科性质与教学对象的特点,将“小组授课法”作为教改新途径予以运用,不仅能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且能促进师生互动。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以《大纲》解释《资本论》的黑格尔式方法——罗斯多尔斯基对《资本论》的方法的解读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很多马克思的批判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及其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以经济学的方式“误解”了马克思。《大纲》构成了黑格尔思想与《资本论》之间的桥梁,因而对《资本论》的方法的揭示要诉诸对《大纲》的研究。《资本论》的核心方法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表现为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的“抽象上升法”;其二表现为具体概念的辩证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的统一,这表征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方法规定了《资本论》的核心理论性质,它们都与黑格尔有密切关系,而与经济学有本质性区别。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泊者的梦寻：解读《开花的女人》

《开花的女人》是一部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诗集,这场悲壮的“诗歌行动”的背后,体现了一个现代女性泊者的苦难梦寻。在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里,有着对童年的回望;有着直面城市醉生梦死的清醒;有着对爱深重的期盼;有着对自我强烈的迷恋。其最大魅力在于回望与向往、刚正与柔情的交汇,关于爱的咏叹具有一种让人颤栗的美感;在对童年、城市、个人命运和生存困境的艺术反思中,彰显出了一个现代泊者的心理深度。     

历史喧哗中的无声呐喊——论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

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都在广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以“复调”的叙事策略,将创作凝聚点不约而同地放在个人身上,以个体视角去触摸历史、感知历史,凸现出作者对于革命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与深度追问,并挖掘出个体生命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中、在权力规约与人性困顿中的精神深度,于人性的褶皱处去发现其深邃丰满的内质或强悍而庄严的生命品性。     

中日家族衰败的历史面影——论巴金《家》和岛崎藤村《家》

巴金和岛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是中日家族叙事的经典作品,描画了中日传统家族颓败的历史面影。由于中日作家时代背景、个人经历、艺术手法的差异,造成了两部小说的家族文化蕴含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两部小说都以婚姻状况和家族关系作为叙述的重点。巴金《家》中的婚姻故事构成了家族衰败的纵向线索和个性解放的表征,岛崎藤村《家》中的婚姻悲剧则成了必须默默承受的苦果和促使家族溃散的遗传性病症;巴金的《家》重点描绘了家族兄弟之间、长幼之间的争斗,岛崎藤村的《家》重点描写了家族兄弟在“负欠”观念下的互相帮助,但无论是争斗还是帮助,都把家族推向了颓败的路途。     

神性?人性?兽性——对《萨勒姆的女巫》中 “谬论”的解读

超越狭隘的现实功利性的理解，将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放在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中加以考察发现，该剧紧扣由原始思维逻辑所形成的“谬论”展开戏剧冲突，展现了萨勒姆镇荒谬地赋予一群无知无畏的小女孩命名的特权，将“谬论”当作法律审判惩罚无辜平民，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类自身思维的局限性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性堕落与良知犹在之间的冲突，警示人们拔除心中的魔障，从神性和兽性的诱惑中走出来，在人性的回归中提升生命的层次，锻造人的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