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琴赋》人伦内蕴发微

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皆标举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名教思想。殊不知,在嵇康思想深处还有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其《琴赋》一文不仅是音乐美学名篇,更蕴含了其以琴德喻人德、遁世而超越、名教与自然的伦理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辨

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口号以反对儒家学说的面目出现,千百年来一直被误读。本文结合嵇康、阮籍这两位倡导者的其它作品分析,重新探讨名教与自然、名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发现该口号实际上是对当时假儒教的反驳,并且以另一种形式返归到了先秦时代的儒家传统。     

沉重的玄思——从历史与学理的角度看阮籍、嵇康的内心焦虑

魏晋之际的虚伪名教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阮籍、嵇康逆流而动,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相号召,追求一种纯真自然的人生理想.本文通过对二人玄学理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的阐释,明确嵇、阮与元康放达派人士和隐士之不同,指出二人是彻底的反名教而任自然.同时重点探讨了他们的内在精神困境,认为人格的分裂和缺乏一种新的意义归趣是导致他们言行矛盾的真正根源.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及其当代价值

阮籍在司马氏得势的情况下,从崇儒转向拜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进行抗争.理性分析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

"竹林名士"嵇康生活在名教沦丧、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在反抗名教追求自由人格的道路上,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战斗口号,把老庄哲学作为批判虚伪名教社会的武器,但以传统儒家道德为灵魂维持的和谐社会仍然是嵇康精神的最终寄托.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汤用彤先生曾对魏晋玄学治学路径作过精妙的概括,他说玄学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今期神理之妙用。此时期自然与名教之论亦不外乎此,自然（nature）乃“本性”、“本质”、“体”之义,名教根本则是儒家一套伦理规范。魏晋玄学家虽自然观不同,但大都有持同名教与自然的看法,其间也有貌似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二者共同所毫不迁就的是异化的名教,相比之下,前者的学思更为精致,后者所敞开的心胸更为坦真,更显热诚执著,结合前者也更耐人寻味。本文在生命境域倾心后者,在学理上同情前者,并对其中所隐含的疑难作了显示。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贯穿嵇康伦理思想的总纲。在这个总纲下 ,他就道德起源、道德原则、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等诸多伦理学问题 ,发表了新颖而深刻的见解 ,对伪善的“名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 ,并以生命为代价 ,践行了自己高洁的人生理想。嵇康的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个体内在因素。嵇康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实质

文章认为,我国魏晋哲学家王弼伦理观的主要内容是本名教而末自然。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不少论者只强调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忽略了他对名教与自然对立性的论述。王弼虽然提倡“以无为本”,用大量笔墨去“崇本息末”,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用自然取代名教,而是通过提倡自然而救治名教危机,为统治者寻求新的思想武器,这正是王弼伦理观的理论实质所在。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略论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史上,元康时期的玄学较之正始年间的玄学和竹林名士的玄学有一个明显差异,这就是它既不象正始玄学那样慷慨激越,热切寻求“崇本举末”,“执一统万”的系统理论,也不如竹林名士那样愤世疾俗,积极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清静空寂”的理想境界,而是试图将两者加以综合,冷静理智地阐发出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宇宙观与历史观、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统一。郭象作为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于其主要著作     

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阮籍美学思想的哲学特质及其嬗变

阮籍是一位人格颇为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身处魏晋更替之际,阮籍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论上,阮籍推崇一种超尘越俗的自由、超越名教束缚的思想,其美学思想由前期充满儒家经学实用的美学思想蜕变为后期庄学色彩浓厚的逍遥美学思想,其美学思想的发展为中国美学的整体进步奠定了基础,其中的"自由之境"构成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苻朗与魏晋玄学

结合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汉化特点,分析了前秦氐族哲人苻朗及其著作《苻子》中的玄学思想倾向与特点。对玄学文化的向往,是苻朗降晋的重要原因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其走上激烈的"越名教任自然"之道,并成为司马氏加强皇权抑制谢氏的政治牺牲品。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