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沿江湖泊围垦与退田还湖

安庆沿江湖泊围垦历史久远,本世纪初开始退田还湖。湖泊围垦与退田还湖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湖泊围垦旨在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及其粮食短缺问题。退田还湖有效改善了沿江平原农村生态环境,有利于防洪抗灾及湿地资源开发利用,也促进了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湿地产业,延伸湿地产业链是解决围垦与还湖矛盾的关键环节。提出了继续实施退田还湖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及治理对策

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要求,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论文设计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修正后的TOPSIS模型对2008～2020年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估。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分持续提高,流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上中下游生态环境质量差距缩小、逐渐趋于协同,但各省(市)生态环境质量分化显著。因此,可相应提出成立流域信息中心、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制定排放标准、流域综合管理、强化小流域水土治理等对策建议。     

退田还湖对鄱阳湖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在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实施退田还湖工程的基础上,利用湖区(10个县市)的资料,通过因退田还湖工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揭示还湖工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并探讨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原因和实现农民增收的途径与政策。从近期来看,退田还湖在一定程度上对湖区农民收入造成影响,但长期来看,它已成为湖区防止洪涝和可持续发展最经济和可行的手段,也是促进湖区城乡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湖区农民收入的现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探索综合开发利用湖区湿地资源新模式,加快湖区产业结构调整,非农就业的增加促进农民增收。     

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根基、守成与发展

流域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和区域性、稳定性和动态性、共性与差异性等对立统一特性,这些特性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和人文的,其成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产生的制度根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目的在于通过司法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促进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尺度一致性,提升流域生态环境司法质效。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应当在守成基础上求发展,全面总结和吸收实践经验,针对其现实不足,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以必要性为原则谨慎设置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机构,优化流域生态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制度,避免将其混同于“生态环境司法流域化”,实施“程序嵌合式”、有限的“多审合一”审理机制,将司法协作作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优化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运行机制。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仅是实现农业生态环境健康的有效途径,更是长江经济带实现提质增效升级和绿色发展的关键抓手,进而关系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利用2015年在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推行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该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了上游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并且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而增强。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升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基本上实现了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的政策目标。政府应更注重如何提高长江经济带财政环保支出效率,开源节流,以达到政策制定者和农户的预期收益目标。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论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因黄河夺淮等自然因素以及农业垦殖、战争、政府治黄淮运政策、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而出现多次重大变迁。南宋以前,淮河独流入海,人类活动与水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时期。南宋以后,黄河全面夺淮,淮域水生态环境开始紊乱性变迁,河道、湖泊淤塞,河口东迁,洪泽湖区扩大,淮河受迫南注长江,中游两岸则形成了"河成湖泊群",流域洪涝灾害加剧。1855年黄河北徙,黄河虽不复故道但还不时决口南泛入淮,而黄河故道则阻断了淮河与沂、沭、泗水系的联系,沂、沭、泗不能入淮,乃各自入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淮河得到全面综合治理,但随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而来的人水争地、水土流失、水体污染问题越发突出,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洪涝频发,旱魃肆虐,污水困扰,构成了淮域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破解的难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从长江、黄河跨行政区域流域治理开始的,经历了对跨行政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实践的反思与探索,建立了流域源头生态环境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跨区域流域水污染纠纷解决的途径,法律主张采取协商与协调相结合的办法。《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体系,需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诉讼制度,确立前置程序是检察机关履行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式,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协同模式。要完善侵权惩罚赔偿司法适用制度体系,就需要构建生态环境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的民事适用制度,生态环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制度。     

中国古人的生态环境伦理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推崇天人合一；在土地问题上，提倡“土地为本”、“地德为首”；在水和森林问题上，倡导“儆山泽”、“养山林”。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解决２１世纪的生态环境问题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困境与应对

《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资金投入大、修复过程缓慢,且实践中对谁来修复、如何修复、修复监督及保障皆存疑虑。因此,需对《长江保护法》之“生态环境修复”进行规范解读,厘清修复主体,确定修复方式,加强修复保障,设置修复监督。在未来制度拓展中,明确《长江保护法》的立法价值,加大社会资金引入,创新修复技术,提高修复效率。     

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历史变迁与历史上该流域农牧业转换、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口的增殖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充分认识该流域生态环境趋向恶化的现实 ,反思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才能在开发中更好地把握“量”与“度”,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湖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整治对策

江汉平原湖区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洪涝灾害严重、泥沙淤积和沼泽化现象普遍、湖泊水体污染与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血吸虫未得到根治等是该区目前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流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条件及人为影响密切相关。治理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主要包括:树立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统一规划管理,突出治水中心环节;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标本兼治;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湖区资源;控制湖泊水体污染、治理湖泊富营养化现象;构建完善的湖区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评价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36个城市2005-2015年的市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发现:(1)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度呈不断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产业结构升级要滞后于生态环境优化步伐,基本属于产业升级滞后型;(2)近十年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区域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无锡、常州、南京、镇江及杭州达到高水平耦合发展阶段,泸州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依次上升,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是未来一段时间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     

干旱半干旱流域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间的相互影响分析

西部干旱半干旱流域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间的相互影响具有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扭转该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利局面,必须综合考量自然要素、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除了工程技术手段之外,应当通过法律政策等制度手段规范、引导人们干扰生态环境的方式和手段,使干扰的强度和频度始终保持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范围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研究——以甘肃静宁县为例

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对培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调查研究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接受意愿(WTA)。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认知度也较高;研究区农户对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存在"搭便车"现象;单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61.604元/亩·年,双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132.154元/亩·年,结果证明双边界二分式CVM模型评估结果更符合实际;生态补偿认知度、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年纯收入、耕地面积、主要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参与度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WTA的显著因素。     

常德市鼎城区"退田还湖"替代产业模式研究

常德市鼎城区自1998年实行"退田还湖"工程后湖泊面积增加、耕地减少.为了协调防洪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必须建立具有防洪减灾、高效的生态经济功能的替代产业.通过对多种替代产业模式的研究分析表明,应该选择以渔业为主,渔业与农、林、牧、副业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经济效益.这对整个洞庭湖区的替代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大保护政策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思考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大保护是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而提出的急需完成的一项严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建设一个绿色生态廊道。长江流域为血吸虫病流行主要地区,如何在保护长江生态的同时,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对血吸虫病消除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文章对长江大保护政策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剖析,提出完善部门间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创新技术研发,加强野生动物监测和家畜管理,提高人群防护意识等建议。     

新型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探索

如何保护水及相关生态系统，加强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是21世纪水利面临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水利科技提供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支持。本文从应用基础、应用技术与方法，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水利科技理论3个方面，以宜昌宜都市和夷陵区水生态与水环境治理模式为示例，阐述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生态后用水”的理念，提出了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思路、措施及科学研究与示范的建议。     

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分析

四川民族地区主要为我国长江、黄河的流经地,是我国生态屏障、生态涵养地的重要区域之一.四川民族地区面临着既要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又要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的艰巨任务.四川民族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长期没有协调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协调好二者关系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本文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