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演进和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启示

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明确为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大的转折点。探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和引荐社会治理改革目标、路径、方式等内容,对于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操作层面价值。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初探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是指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其自身为主导,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运用多样化治理手段,从而达到满足公众需求、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有序运转的状态。其应以治理理念善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应以明确主体关系的系统治理、提出规制系统的综合治理、提供基础保障的依法治理、标明标本关系的源头治理为建构路径,以"四个治理"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合作社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则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下社会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模式之一。合作社组织作为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保证其治理成果的长效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合作社治理长效机制是由制度运行机制、管理维护机制、组织保障机制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长效机制的3个构成机制在设置上处于递进关系,其中制度运行机制是合作社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机制,管理维护机制是决定治理成效长效的核心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是协同治理发挥长效的依托机制。     

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制度设置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层面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基层社区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权力协调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政府适度归还社区治理的权力,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赋权,改变社区治理中政府权力一家独大的现状;资源分配体系的现代化则要求社区在实现治理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对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治理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成功地践行了这三个基本向度。     

我国腐败治理体系转变发展趋势与动力探讨

我国的腐败治理体系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从治理的具体对象角度衍生出的一个次级系统概念,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效。因此,腐败治理体系要素的内涵结构必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的运行方式上实现进一步的转变与发展,才能有效实现腐败治理的功能和目的。同时,我国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民主体意识的发展、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效能的提升以及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为我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基础。     

论国家治理转型与社会工作的发展

国家治理模式是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从总体性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到市场化改革后的发展型国家再到超越发展型国家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国家的治理转型给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与空间,而社会工作发展遭遇的困境也给我们指示了国家治理转型的方向。在当前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应该充分挖掘本土社会工作资源,同时学习西方社会工作的方法和理念以及选择发展性社会工作及其他契合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领域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顺势发展的社会工作反过来助推国家的治理转型。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治水新解——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

治水小则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大则影响社稷安危,所以治水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蕴含了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以“大禹治水”、都江堰水利工程、治黄故事、三门峡大坝等历史事件为案例,从治水中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治水人的科学精神和敬业精神,特别是治水方法论等角度重新解读,认为早期的以解决“水量”问题为主要特征的治水经验与教训,对当下的以解决“水质”问题为核心的治水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话”的张力解读

＂对话＂本是主要针对宗教之间的对话。从对话的目的在于减少冲突的角度看,对话的意义和范围就不应仅限于教义、教理。因为,宗教现象始终处于和社会其他要素的互动关联中,同时,这些要素自身也会在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有所变化。本文认为,对话应该有更广的范围,宗教团体、民间社会和政府管理系统是可以参与到减缓张力强度的对话框架中的三个社会系统。在对话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注意主位立场与客位立场的关系,我们若不能理解主位的限制,就难以化解紧张关系。     

社会转型期如何让法律援助服务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创新的关键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也面临着诸多风险,急需借助法律援助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法律援助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能起重要作用.基于此,要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就必须创新理念,坚持法律援助“服务至上”和“群众利益至上”,完善“两个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五化”、“四机制”建设.     

高校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认真调查和分析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现状对于应对当今高校及周边环境的变化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试图分析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并提出高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合理对策。     

从管理到治理——近十年来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正式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诸多方面进行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加深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内涵、研究领域等进行了界定,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原因、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对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剖析。     

改革开放30年社会管理现代化反思

社会管理现代化研究不可缺失人学的理论视野。目前的社会管理现代化理论研究缺少人学视野的关照,折射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管理中政府职能需要清晰定位。在社会管理中政府与社会自治力量关系的失衡,造成“政社”难以分开、政府职能定位模糊。社会管理现代化应具有伦理价值维度。在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片面注重机制、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忽视伦理价值的考量,导致了社会管理中的物化倾向。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     

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四重维度

治理主体现代化要求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并实现个人治理的主动性回归;制度体系现代化要求从制度的碎片化走向一体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责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现代化要求社会保障事务实现从"部门管理"向"社会管理"的转变,并且在社保资金中实现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和运营机制的现代化;治理方式现代化要求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切入点,打造全面统一的社保信息平台、顺畅高效的社保服务平台和共治共享的民众参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