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包揽、差序格局、非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模式,因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遭遇严峻挑战而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进程。这种转型适应了社会变迁的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业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实际社会工作的制度惯性与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不足,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尚存在着两种模式并存、过渡性、不平衡性和民间组织发育不良等问题。中国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在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国际通则、克服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发展。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重大创新。社会工作是一种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在目标和功能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社会工作想象力是一种视野和能力,基于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启发,社会工作对人类社会的多元异质性理解和对重大时代主题的关注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可能”的逻辑基础和价值本质。确立包容性社会发展道路、完善服务型治理方式、培养社会工作者的“心智品质”是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可为”的重要操作方略。在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启发下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与可为既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     

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

基于国际视野和国情两大角度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央领导层对于国家治理已做出基本定位,即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历了长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缺陷明显,应该从历史与时空维度考察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要从全球国家治理有效性出发,即"再民主化需求与发达国家治理面临治理的信任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失败"两大趋势,来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蕴含的三大风险:现代的参与性困境和大众治理激发的参与爆发的风险、多元的决策性困境和政府治理面临权威失控的风险、权威的合法性困境和国家治理面临转型动荡的风险,并审视部分治理领域中存在的管理失效与制度失效。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趋势是,从与"政党-国家"逻辑契合的国家管理,走向日常政治的国家治理,主要包含:开放混合型的经济治理、多元协商型的政治治理、服务合作型的社会治理、多元大众型的文化治理、高效与负责的精英治理等。"日常政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构现代性的发展新趋势。     

社会发展视角探索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 ——以南非建构发展性社会工作体系的路径为例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正处于社会工作普适化和本土化的十字路口。本文分析了南非在反思殖民主义的社会治疗模式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视角重新建构本土化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理论知识、干预策略、技能与价值体系等策略。最后,文章提出了在建构立足中国本土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时,应以社会发展定位专业使命,整合扶贫与社会发展,联动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开发多重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创新社会福利的多元治理,创新社会服务提供的治理机制,教育科研体系的去殖民化以及行动研究进行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创新等策略。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可以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的参与治理是服务型治理。政府在社会治理系统创新中吸纳着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社会工作,也存在着张力,这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工作一定程度的目标差异、二者之间的非平等关系、地方政府潜在的维稳思维。作为新社会进化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政府与社会在价值普遍性方面做出努力。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转型——从封建主义到皇权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根据历史阶段将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划分为封建主义和皇权主义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之上论述了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形成的宏观历史环境及其微观运行机制,分析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特点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指出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两种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

在当前的社区服务发展形势下,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应合理定位在:提供专业服务,充当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倡导互助合作,做多方联动的促进者;提供决策建议,充任社会政策的影响者;追求战略结果,成为高效服务的管理者;推进社区改革,争做发展创新的倡导者。     

论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一个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命题。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对国家治理作了充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运用,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内生力量,同时又注重吸收人类先进文明。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运用现代化思维、高扬现代化精神、发展现代化理论、创新现代化方式。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引。     

从国家到自然现实——福柯论治理理由的转型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歧异

为实现国强民富的最高治理目标,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实践发生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的自由主义的重大转型,治理的对象、治理的技艺、治理的实践、治理的程度、治理的合理性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作为当代政治理性批判的重要维度之一,福柯的治理理论在阶级、社会、国家、治理实践等重大问题上与马克思相关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并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治理术的关键点.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社会工作与新时期民族事务管理的创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的时期,民族问题呈现新的特点,民族事务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搞好民族事务管理是我们每一位民族工作者肩负的神圣职责。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对民族事务管理的创新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非协调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2000年以来,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本文以社会现代化为背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指出了其发展中的非协调性,展望了在民生主义社会政策背景下,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前景。      

民族社团与城市民族工作

在异质多元的都市社会中,民族社团是促进政府与少数民族沟通的重要桥梁,是调节民族关系的最佳载体,是维护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重要工具.我国民族社团目前存在着独立性差、封闭性强、学术化、精英化趋向等问题.政府应加强对社团的培育引导、管理沟通,社团自身也应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开放性、自主性、...     

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叠加性

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因“跨越”而在整体上进入加速与再加速发展状态 ,并促使新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叠加性产生。新中国社会变迁因“革命”与“进化”两种方式交织 ,使政治发展叠加性一度高起 ,抑制了经济与文化发展叠加性的张扬。政治发展叠加性需要经济、文化发展叠加性的支持 ,因而 ,改革开放虽使政治发展叠加性向经济和文化发展叠加性转化 ,是中国现实社会转型的内在需要 ,但也对现实社会转型产生着深远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正经历着新的变化.全球化提升了社会工作的价值,使社会工作的对象更加多样化,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工作的内容.与此相伴随,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发展出了新的教学内容、模型和实践.社会工作的日益国际化趋势,以及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值得我国社会工作者和教育者的重视和借鉴.     

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社会工作实务开始由星火式的点状分布走向燎原式的系统发展,兴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达到两百多所,社会工作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社会工作的这一跳跃式发展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展开,得益于政府、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境外社会工作界、传统工作体系、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建构了中国的社会工作,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一发展要求专业教育工作者由以往推进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从而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为主要目标转向以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为主要目标.     

发展性社会工作帮扶农户对接市场的策略与困境

发展性社会工作直接介入服务对象的生计改善,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在一个生计发展项目中,社会工作者帮助农户销售生态农产品,并兼顾社会目标。然而受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影响,项目也面临主流市场从价格和资金上的围剿、消费者与合作伙伴难以理解项目的社会意义等结构性困境。工作人员难以平衡社会工作者与创业者的双重角色,构成了项目的操作性困境。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当审慎地决策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市场对接的行动,并结合自身资源找准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