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试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民族危机、传统华夷民族思想的衰落;外因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理论、进化论的传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学术解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发展阶段,其思想渊源来自西方进化论、自由平等观念以及改良派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理论探索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平等观念等。孙中山民族主义学术价值在于:它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兼有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包含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

本期在孙中山的研究方面刊登了彭树智教授的《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一文,此文与上期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虽然探讨的角度不同,但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本文是作者近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的一章,主要研究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者从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宏观史学角度,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比较了它同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它对苏加诺主义的影响,认为它以“革命民主型”的风貌而置身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之林。孙中山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革命民主型”的风貌,在于孙中山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的“与时俱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于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同时,也在于他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对“西欧中心”和“世界主义”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观,与整个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超过了同时代亚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水平。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熔炉”思想与孙中山1919年之后的民族主义新论述考释

从1919年开始,孙中山重新阐述三民主义,美国"熔炉"理论成为他民族主义新论述的思想源泉。在处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上面,孙中山以他所理解的"熔炉"理论为武器,全盘否定他曾经宣扬过的"五族共和",主张国内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进行"调洽"、同化,构成中华民族这一新民族。他认为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民族光复这个消极民族主义目标,积极的民族主义则是要效仿美利坚模式,将中国国内各民族"合为一炉而冶之",同化"成一大中华民族"。     

清初正统观与遗民辞赋创作

"正统观"是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命题之一,"正统"说自产生以来,争辩之声便哓哓不止,尤其是处夷狄交侵、亡国易鼎之际。清初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观",整体呈现如下趋向:清廷以夷变夏的高压政策之下,遗民极力捍卫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正统;清廷施行怀柔政策,华夷文化思想观念逐渐走向融合;随着清廷统治日久,基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逐渐消解。遗民辞赋参与清初正统论与华夷之辨,清晰地记录了不同思想语境下正统观的演变轨迹,同时呈现清初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     

对毛泽东有关三民主义评论的文化解读——纪念孙中山诞辰142周年

毛泽东有关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评论内涵丰富，仅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失之简单。它的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国儒家的“大同”文化传统，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既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意识，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意识。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确实堪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对社会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旧题中开出的新意：孙中山民族主义概念新解——以对孙中山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的阐发为例

在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就民族主义而言,一些论点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就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而对这些新思想赋予现代意义,则能够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带来启发。     

三民主义青年团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研究并未展现出应有的张力。总体上而言,大陆学术界对三青团的研究呈现出“有色审视”、“路线转移”、“多点解析”三个阶段,台湾学术界对其研究亦经历了从沉寂到活跃的过程。问题分野则体现在总论式研究、“背景-动机”研究、“党团-团地”研究、中共与三青团关系研究、地方三青团研究、三青团活动与影响研究、蒋经国与三青团研究等七个方面,同时存在若干研究困境,急需从史料来源、研究视角、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等方面创新。     

让民生主义思想永放光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基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为了解决民族独立、主权在民问题,民生主义则是为了解决国民生计问题。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创建中华民国的根本出发点。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最重要的是传承三民主义,特别是将民生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它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另一方面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推动和发展,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进程呈现了一个连续性、一脉相承性的动态发展过程。     

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

文章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一个"一总三分"的整体系统,即通过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目标的完成而实现整体的目标——"振兴中华"。同时,"三民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系统也同样表现出整体性。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今天全面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中国最早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流派之一。他们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研究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道路。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既有客观因素,如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到日本影响等;也有主观因素,主要是为三民主义寻找理论依据、早期国民党人充满革命选取精神以及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给当时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国人民以重大启发,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同盟会与光复会思想的比较研究——以三民主义为例

同盟会和光复会作为中国两大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有着共同的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目标,但双方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民国时期华侨汉语教育政策简论——以东南亚华侨的汉语教学为例

民国时期华侨的汉语教育以“三民主义”为指针，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国语水平，并且用国语作为教学语言，促进了国语在华人社会的统一，加强了华人的民族团结。教材建设尽量适应华人社会的特殊语言状况。提高教材的可用性。在以华侨居留地汉语教育为主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大学的相关资源，积极开展对华侨的国语文培训。不过，在东南亚华侨的汉语教学中，党化教育的浓重意识形态色彩严重影响了汉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