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文学创作中拜伦式英雄的中国化

清末文坛的拜伦热给鲁迅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漂泊、孤独和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灵魂,他结合中国的实情,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拜伦式英雄,对拜伦式英雄这一异域形象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不同层面地展现出拜伦式英雄的质疑精神和抗争元素.其小说精心刻画的拜伦式英雄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拜伦圣经组诗审美心理述描

拜伦主要选择《圣经》故事中的英雄和女性题材进行创作。尤其是对失败的英雄和年轻、驯服、善良、美丽的女性,拜伦更是偏爱有加,其诗歌中充满了对英雄的赏识与同情,英雄的复杂心情在诗歌汇中体现得清清楚楚,给人一种英雄虽败犹荣的感觉;拜伦笔下的美丽女性神圣、纯洁,仿佛他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各个出神入化,有血有肉。拜伦利用圣经组诗《扫罗王的最后一战之歌》、《耶弗他的女儿》、《致伯沙撒》来体现他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将自己内心世界里的苦闷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二十年中国“拜伦研究”述评

我国的拜伦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我国评论界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拜伦的名著上,研究面还比较窄;二、从"音韵学"、"诗律学"的角度,研究拜伦诗歌对英语语言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几乎无人涉足;三、用现代"文艺创作心理学"、"叙事学"理论研究拜伦诗歌,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外文化交流在我们刚刚加入WTO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对拜伦、济慈、雪莱等英语语系的著名作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英语教学和科研内容.     

莫言小说与中国形象 ——以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情况为例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鲁迅的“拜伦”言说与被言说 ——《摩罗诗力说》“拜伦观”的接受史研究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人格像似与镜像自我

苏曼殊的拜伦诗作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开拓了读者的眼界,激发了青年读者的革命热情。从人格视角观照苏曼殊与拜伦的文学关系,发现他们的人格像似缔结了一对绝佳的跨国文学姻缘。苏曼殊选择拜伦、接受拜伦、译介拜伦是借拜伦的人格镜像自我、表白自我、升华自我,释放自己的社会理想,表征自己的社会志向。     

“拜伦在中国”与“中国的拜伦”——清末民初“拜伦”译介的再考察

拜伦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译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豪侠式拜伦"到鲁迅的"摩罗式拜伦","符号化"是拜伦形象最典型的特征。"拜伦在中国"与"军国民主义"的时代要求和译者主体性操控密切相关,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的政治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中国的拜伦"作为"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民族精神建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色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光荣的独舞——重返文研会“拜伦百年祭”现场

1924年,由于创造社等团体的缺席,文学研究会通过"百年祭"活动独力将中国的"拜伦热"推向高潮,其成果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学界拜伦研究的侧重点,代表了当时的拜伦研究水平.其后,在激烈的现实斗争环境中,拜伦遭到边缘化.     

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

五四时期,拜伦在中国有着突出的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哀希腊》一诗的译介和苏曼殊、鲁迅的介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中国对拜伦的介绍是逐层深入的———从《哀希腊》的反抗民族压迫,到苏曼殊揭示的浪漫不羁,直到鲁迅指出的张扬自我,拜伦精神的各个层面一步步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并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产生影响。     

从普罗米修斯谈拜伦与雪莱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和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是十九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我国早就出版了它们的传记和诗选,但对于他们的政治观、社会观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存在某些误解①。拜伦生前虽比雪莱名声大,他们死后三十年(即1850年),后者却一直更受西方评论家的重视,评论他的专著很多②。关于雪莱的政治观甚至在其生前就有人评论过,认为他是改革家、预言家;而关于拜伦的文章均不是关于他的政治观、思想进步意义的,更没有“伟大的革命家”的提法。陈秋帆在其所译的日本鹤见祐辅著的《拜伦传》的前言里说,作者“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     

《姜斋诗话》诗学价值论

文章拟对王夫之《姜斋诗话》在诗歌创作和鉴赏的概括总结方面,择要论述其艺术评论和批评,以此认识《姜斋诗话》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全文论述涉及三个方面:关于《姜斋诗话》及相关问题、《姜斋诗话》对诗歌创作与鉴赏的论述、《姜斋诗话》的诗学价值及其局限性。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生命体验中的知性言说——吴投文诗歌创作略论

作为一位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诗歌辉煌时期的诗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历程对应了其人生转型的几个重要阶段：从狂热,到沉寂,再到回归,终至成熟。他的诗歌既无学院知识分子的玄秘,也没有一些民间诗人的随意,而是在孤独言说中剖析自我,寻找创新的可能,在生命体验中保持人文关怀,以求美感的再现。他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越发显得成熟、大气,与其诗歌批评和文学研究形成互动,并相得益彰。     

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

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表现为批评文体的文学化、批评话语的美文化和批评思维的直觉化。三者紧密联系，共同铸就了宗白华美学批评的诗性特征。     

论雅各布森"诗歌语法"批评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批评一直是文学理论的难点。本文通过对其诗学理论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探讨分析,展示了雅各布森诗歌批评的思维逻辑和“诗歌语法”批评的操作方法。     

《六一诗话》与宋初诗学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创了笔记体漫记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的诗评新体 ;其中“领悟式”的批评方法 ,对于后世诗话具有垂范作用。《诗话》所提倡的平易自然诗风、月锻季炼的创作态度和意新语工的诗境 ,更对宋初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健吾诗性批评的特质与价值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虽有西学背景,却放弃了西方文论的学理言说,从直观出发,整体把握,致力于开掘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灵魂共振;用隐喻与象征的形式表达生命体验,以艺术通达真理,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质。其文论的诗性品质正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发展。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托物取象”与诗性言说——论古典文论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影响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古典文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批评风范.他强调直觉感悟,善于营造意象,运用比喻、象征、类比等手法传达阅读感受,形成“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形式自由,短小精悍,文字飘逸、饱含诗情,形成了诗性言说下的散漫文体与诗意语言风格.     

论王衡杂剧的创新

王衡杂剧表现的是纯粹个人的主观情绪和兴趣爱好,是对社会的冷峻观察和内心苦闷的流露,有着属于自己的创新。其自叙咏怀的内容、独具特色的写心视角和在体制上的变革,等等,让我们领略到了王衡杂剧的独特魅力。他在杂剧上的探索为戏曲史留下了一些值得寻绎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