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

“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一文,从胡适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庸俗进化论等方面揭露了胡适派唯心论历史观的本质。     

胡适儒学观述评

在儒学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对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坚决反对任何以儒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场合特别是在国际论坛上,胡适又多次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认真指出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由于这种反差明显而又强烈,导致当代学者对胡适文化观念的认识大相径庭,出现了结论相反的判断。如林毓生认为,胡适一贯坚持全面反孔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位“全面性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在某些场合所表示的对孔子、孟子和朱熹的尊崇,“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狡辩而已,是为了缓和他早期学说所受的压力”而“作出的修正”。而唐德刚认为,胡适对孔门儒学的肯定,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理学家”,是“儒家现代期”的“最后一人”。更多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胡适是一位“反孔非儒”的文化自由主义人士。 本文认为,胡适思想的表面反差,其实是对既定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复杂性的反映,就其实质而言,它除了表明胡适对儒学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外,几乎没有别的意思。为了全面而又准确地认识胡适的儒学观,继而通过儒学观去把握他的中西文化观念,就应当通过其思想言论去寻找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思想是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一文,揭露了胡适——从留学美国开始到全国解放他逃亡到美国时为止其反动政治思想是一贯的,又是发展的。胡适开始就以“世界公民”自居,就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决心主张不争主义”,这和他直到最近仍旧无耻地赞同美帝侵略中国大陆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本文虽然和上期郑鹤声先生的论文内容有相同处,但重点不同。     

胡适小说研究中的“美意识”

早在1915年胡适就说过：“则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律令契约之词，不足言文也。”①这主张的是美与功利的合一，在美而无功利，不应赞成；有功利而无美，也不应赞成。受此影响，突出小说的审美性质，构成胡适小说研究中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弄清它的基本内涵，对认识胡适的小说研究及我们认识小说，都有一定意义。一、白话、方官与诙谐性由文言向白话转变，首先作为一场语言革命而存在。但是，这种转变若…     

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憎恶以及对传统罪恶揭露之深,使张扬“全盘西化”的胡适都为之黯然失色。鲁迅猛烈抨击“礼教与家族制度”的罪恶,揭露国民的奴隶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     

胡适与北京大学的学运

1945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7月,胡适抵北平莅任。年底,学生运动即在全国风起云涌,成了针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毛泽东称其为除了军事战场之外的“第二条战线”。胡     

胡适笔下的曾国藩形象

从1906年的日记到1960年致友人的书信,胡适在多处对曾国藩进行了评述。在胡适笔下,曾国藩是修身之模范人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亦是带来清王朝短暂“中兴”的著名将相。胡适视曾国藩为修身之模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身角度。实际上,他从早年起即不甚在意曾氏那些理学意味极浓的修身名言,对其理学成就更是忽略不提。关于曾国藩的古文,胡适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应用”功能,对曾氏在古文上的具体造诣却论述不多。胡适固然认为曾国藩是使清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但明确指出曾氏的中兴事业并未长久,并加以批评。总之,胡适以他自己的标准描摹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曾国藩形象。     

从胡适的戴学研究看他的反传统

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重新诠释戴震思想,充分挖掘戴震在反理学方面的独特建树,把戴学作为反传统的一面大旗。胡适的戴学研究有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以胡适戴学研究之点看他反传统之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胡适其人及胡适研究述评

胡适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与陈独秀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这个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的一生又是相当复杂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生存境遇颇为艰困,既不容于守成主义,也不容于激进主义。胡适一生便是在这种艰困的境遇中奋斗与挣扎,直到晚年公开拥蒋反共,成为人民中国的反对者,却又并不见容于逃踞台湾一岛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最后在海峡两岸的“批判”与“围剿”中完结他悲剧的人生历程。然而,作为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者,胡适可以称得上终生勤奋,著作等身。特别是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更是开路的先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对胡适的研究,走了一条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而重返学术“研胡”的曲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