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传播时代雷锋精神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微传播时代的话语主体呈现多元化与圈层化趋向、话语空间呈现拓展化与交叉化趋势、话语范畴呈现生活化和娱乐化倾向、话语单元呈现片段化和碎片化特征。微传播时代对雷锋精神话语体系建设提出新要求：微传播时代雷锋精神传播应注重多元并进、应注重融入圈层、应注重个人观感、应注重话语重叠、应注重生活旨趣、应注重范畴转化、应注重语体精悍、应防止碎片解构。新时期,我国应从健全雷锋精神话语主体拓展制度、完善雷锋精神话语空间拓展机制、构建雷锋精神话语范畴创新机制、建立雷锋精神叙事微话语转化机制等方面推动微传播时代雷锋精神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与实践:刑事政策影响下的刑事诉讼

刑事政策不仅与刑法联系紧密,还形成了对刑事诉讼的话语引导,表现为指引刑事诉讼法典文本的创制与修订,关照刑事诉讼基本范畴的构建与定型,规制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形成与实施,并通过政策法制化、组织行动和政治动员三种技术构成的实施机制来实现。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之间单向度的话语关系,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政策化"的危险,应从刑事诉讼独立的程序品味和价值追求出发,在践行刑事政策的同时将程序正义观导入刑事政策,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反制,与刑事政策形成良性互动。     

论话语学“交往语境”范畴

作为话语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话语学的发展需要构建自身的范畴体系以提升其理论水平。"交往语境"范畴的确立体现了话语学语境论思想,它从人的交往实质出发,既强调话语实践中说话者与说话对象之间形成的双声语境,也强调双主体的共生性,是对两个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相互交往的关系的确认,是对双主体共同构建的体现主体间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同一、协调的共同体的确认。     

解构语境中的建构性话语——兼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建构

检视1990年代以来本土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建构性话语,能给我们提供建构的资源和创新的原则、方向.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以"文学性"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形式审美与人文意蕴的关系;二是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中的民族性问题;三是审美中的超越性问题.这些建构话语丰富了文学本质的内涵.同时,这些建构中又存在语境化、价值与价值生成机制之间的倒置及忽视批评对象等不足.本文在检视这些建构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建要回到文本,在对象认知与价值评判、客体意蕴与主体感受、现实语境与历史视野之间进行视域融合,生成新的价值与体验,同时这种融合是动态的不可最后完结的.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语表达

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由社会联系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总合。话语由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指涉特定社会情境中人们交往沟通的语言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协调自身发展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兼容,表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共在、共享、共意。在现实性上,以"善"为根本的道德性意义、以关系范式为根本的群体性意义、以治理方式为根本的联合性意义,构成了包容性话语的共同体表达;"伙伴关系"对话协商、"安全格局"共建共享、"发展前景"合作共赢、"文明交流"互鉴并蓄、"生态发展"道法自然的话语表达,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价值意涵;由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范畴、理论选择体现再生产能力的话语构成,由媒介场景、文化情境体现话语阐释力的表达语境,由叙述性话语、表意性话语、调节性话语体现话语张力的言说形式,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表达结构。     

“反向格义”还是“主动化西”?——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问题

中国哲学的话语选择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中西话语差异。"反向格义"和"主动化西"是近代以来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的两种趋势。中国哲学的话语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讲好大众话、中国话和现实话,才能真正合理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根植于中国现实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     

话语的博弈与整合——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存在着多重话语。由启蒙话语在分化的民间话语前的沉默以及女性话语与启蒙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无意识的认同,可以看到解放区各种话语之间的博弈,以及政治话语对其他话语的终极整合,由此潜在揭示出启蒙话语在解放区文化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局限以及所面临的时代困境。     

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     

论“京派”与“海派”创作的话语边缘性

20世纪30年代,"左"倾政治话语借助社会的中心主题———革命,成为时代的权威话语和主流话语。"京派"与"海派"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文艺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都与左翼主流作家有较大差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性话语。这种话语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特征,不可能被时代普遍认可与接受。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