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民间商会作用探讨——以广西岑溪市南渡镇商会为个案

民间商会是经合法注册登记成立的,介于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非营利组织.在西方国家,民间商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发挥民间商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对广西岑溪市南渡镇的个案剖析,就民间商会如何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要体现。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对交易成本和...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民间商会的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民间商会呈现出民间性和自律性逐步增强的态势,其治理特点体现在发挥政府和企业闻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同时存在着外部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发展目标不够清晰、自身职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加强外在环境与自身发展方面的建设。另外,耍继续坚持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积极作为,体现非营利性公益事业特点。     

潮汕文化对异地潮汕商会组织的影响探究——以深圳市潮汕商会为例

商会的成立和运营依托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但近十年地域性商会研究文献的总结表明,学界鲜少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潮汕文化特质鲜明,潮商异地商会独具文化特色。通过在深圳市实地调查,利用访谈资料、会议记录以及相关二手数据等构建多重数据的质性资料进行探究,发现深圳市潮汕商会通过一定的路径把潮汕文化渗入到商会的组织中,从而影响商会运营的开拓和发展。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

香港工业总会的实践运作表明,因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商会组织既有一般商会的特点又独具特色,它正以其独特有效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其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在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架起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并在现时香港社会中彰显其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务、经济促进、民间外交、参政协政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     

民营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民间商会特征与功能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商会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明显,民间商会的绝大多数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无论其属于官办、民办还是半官半民的性质,都具有类聚性、自愿性、联合,陛、非营利性、互益性等属性,但作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在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民间商会在处理与组织内部及组织外部的各种主体关系时,表现为一种合作与互动的“治理关系”,在组织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治理经验主要包括：要建立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组织带头人通常是治理的核心力量、通过积极为会员服务获取发展空间等。事实表明,济南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协调功能、维权和服务功能、自律监督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社会公益功能等。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     

论越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

中国轻纺城商会是随着绍兴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越文化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本文从越文化入手,以中国轻纺城商会为例,探讨文化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影响.     

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1927-1937)--以苏州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在组织和观念两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重整了商联会,以应对国家对商会的控制;其次,各地方商会相应进行了改组,由议董制改为委员制;最后,在思想观念方面亦重视更新。但由于商会自身背负的封建包袱及强势国家的控制又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承担者。     

区域性商会组织的网络结构实证研究——以跨地区潮汕商会为例

本文采用关系强度、网络异质性、网络规模对潮汕商会内潮商个人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测量,分析香港和汕头地区潮汕商会内潮商个人网络结构特征的基本情况,采用商业网络、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网络对外部网络进行分析,比较两地内外部网络特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依托香港潮州商会和汕头市工商联,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会员企业进行调查并获取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两地潮商的血缘、友缘和业缘关系均属于强关系,学缘关系则属于弱关系。其中,血缘关系和友缘关系,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都是最重要的。第二,两地潮商与长辈、同性和同业成员的关系强度相近,网络规模则差异较大。第三,两地潮商的外部商业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均较大,但科研和金融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均较小。第四,两地潮商的高校科研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差异较大;两地潮商的金融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则各有特点。     

从民间出版到独立出版——以近年民间诗歌传播为例

面对风起云涌的诗歌民刊,我们应该思考"民间出版"与"独立出版"现象,因为这或许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也是为民刊寻找合法性的最后依据。杨克版《中国新诗年鉴》和民间出版人潘洗尘等个案透视出民间出版在传统的体制化出版与现代独立出版之间的文化境遇,同时也预示了真正意义的独立出版已经绽放萌芽。而汉语诗歌资料馆、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坏蛋出版计划等层出不穷的民间印行机构,则已经形成了崛起的"独立出版"现象。     

民间寺庙与近代上海区域城市化——以闸北太阳庙区域为例

中国传统的民间寺庙在步入近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参与城市空间的塑造。进入近代上海城市的大批移民往往都有偏爱的民间信仰,使得民间寺庙附近成为区域人群、社会活动、商业分布的集中区域,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人口条件。伴随庙产的丢失以及周边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区域城市化的特征日渐完备。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公众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属性感知,促使寺庙名称由点空间最终转化为区域空间的代称。近代上海闸北太阳庙最初发挥传统寺庙对人群的集聚功能,随着以寺庙命名的消防站、公交站点设置、道路规划、资本进入带来的市政建设,最终转化为一个城市区域。     

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机制”研究——以王村的“三太白会社”为例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大量民间组织的"非法性"存在,王村的"三太白会社"却能够通过社团之神祇历史合法性的编造、社团组织结构合法性的安排、社团活动仪式化象征的合法性取向、社团功能之合法性形塑等策略,实现其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基于中国社会当前合法性秩序是传统和现代、新生和既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多向叠加和整合的共同形塑,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建构将主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术的调整和反思、社会组织自身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确立、社会公共性形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多维度、多时空、多场域下的不同社会组织运作实践和对不同生存环境的智慧型选择来实现。     

脱钩背景下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员工激励和保留——以X商会为例

以X商会为例,采用扎根理论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行业协会商会与主管行政机关脱钩后在员工激励和保留方面面临的挑战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案例研究的结果显示,脱钩后,商会员工离职倾向显著提高,影响员工激励和保留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战略、内部机制、外部刺激、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知觉等.对影响因素之间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此提出应在组织结构、员工身份、薪酬体系、绩效考核及职业晋升几个方面加强员工激励和保留的管理建议.     

企业集群中商会的法律地位研究——以苏州市企业集群为例

以苏州为代表的区域企业集群已经占据了国内外部分产业的市场优势,而对于商会等中介机构在企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集群中商会的法律地位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对苏州市企业集群商会现状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商会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的地位。制定地方性法规,提升商会地位,政府放松管制,商会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商会服务功能。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地传统工商业城市商会——以景德镇商会为中心的考察

景德镇商会在成立、人员构成、运作中与传统社会关系紧密,商会与传统社会联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会在发展地方工商业、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商会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景德镇商会体现了传统工商业城市中商会的特征及其命运。     

区域协作政策认知对居民区域身份认同的影响——基于区域协作政策期望的中介效应

以珠三角、厦漳泉和长株潭作为研究区域,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区域协作政策认知对居民区域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并分析区域协作政策期望在区域协作政策认知对居民区域身份认同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协作政策认知对居民区域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协作政策期望在区域协作政策认知对居民区域身份认同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强化居民政策认知以缩小群体认知差异、科学制定政策目标以合理平衡政策期望、引导居民政策参与以全面提升身份认同等,从而切实提升居民的区域身份认同,推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分工与协作,加快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川滇黔交界地带为例

分工与协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伴生物,是生产发展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省区交界地带经济不发达、不协调及不可持续性的矛盾进一步尖锐。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深化分工协作,以有效机制促进跨省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