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研究

以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和肃整朝仪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是我国封建官僚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监察制度的主要功能作用是维护皇权,督促各类各级官吏效忠皇室,忠诚贯彻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意图,维护封建秩序,对人民实行统治。其间问题,值得研究。一、历代皇帝对监察制度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其两大支柱是军队和官僚,如果开创新的王朝,主要是靠的军事力量,而巩固统治则主要靠官僚。正因为如此,每个王朝建立后,都十分重视吏治。在封建官僚制度中,基本的两环是选官和监察。选官得当,封建统治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组织保证;     

嘉靖-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

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一手将明中叶以来的危机推向高峰的明武宗夭亡.久欲改革朝政、拯救危局的儒生官僚,以内阁杨廷和、蒋冕、毛纪为核心,擒拿武宗嬖幸,厘革"中外素称不便"的弊政,并以《登极诏》形式拟定了"革故鼎新"的纲领.世宗即位后,批发《登极诏》,"正德中蠹政?抉且尽",造成"天下翕然称治"的气象.以此为肇始,儒生官僚在统治系统内实行自体调节,将已呈颓势的王朝统治拉回到"复兴"的局面.至万历初,张居正更以大规模的改革,对嘉靖以来的多方面调节作了全面总结.本文拟对嘉靖至万历初统治系统的自体调节加以探讨,以期从总体上展示明代中后期政治运动的轨迹,填补目前明史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     

一部研究中国监察制度的力作——《中国监察制度研究》读后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不断地调节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具有修明政治、严肃法纪、纠劾官邪、整饬吏治、矫平冤狱、褒扬清廉、举荐贤良以及惩戒与教育等多种功能,因而历来是治国安民、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它不仅保证国家机器能持续正常和有效地运作,而且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自秦代初步形成,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因而在世界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鲜明的东方特色,是光辉璀璨的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监察机构的改革路径及成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和发展,是推动解决我国反腐败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实践难题的重要决策。作为反腐败的运行机构,监察机构的有效运行直接决定了反腐败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监察机构在推动反腐败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监察机构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难以适应改革的进程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监察机构改革提上日程,从北京、浙江、山西试点探索到全国推开,再到组建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反腐效能以及覆盖范围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隋朝前期的监察官群体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前期监察官作为监察制度的主体大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在谏诤皇帝、以匡君失、纠弹官邪、整饬吏治、维护封建国家法律政令的统一和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前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出现被后代史学家称誉的"开皇之治",是与监察官们的积极作为分不开的,是监察制度正面效应的体现.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

世界历史表明，伴随着近代国家的诞生，近代官僚制以及国家行政机构也随之应运而生。官僚制和国家机构，既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权的具体体现，又是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保证。它的变革，常常影响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经济荣衰的走向。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探索近代日本发展...     

论晚清新政治机构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前，清政府新政治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戊戌变法时期增设的新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及法规，对封建传统势力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清末官制改革中设置的新机构，使清王朝的国体与政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以看作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汉族官僚与北魏的地方文化教育

汉族官僚对北魏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他们出任地方长官,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汉族官僚提倡孝道,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对地方的教化,敦厉风俗;他们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因地制宜,积极设立或发展学校教育;对于地方民众的信仰,他们在禁止淫祀的同时也注意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汉族官僚在推进地方文化教育的过程当中既能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又能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北魏的政治转型。     

智库建设与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智库机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职责和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对智库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和如何在智库建设中不断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析.从理论研究、外部经验、政策研究等方面,对智库建设进一步开展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建议.     

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

卜宪群在 1999年 12月 2 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古代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 ,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 ,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 ,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 ,行政文书的运转 ,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古代官僚制度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 ,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 ,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     

试论明清时期的监察制度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末期,集各种权利于一身的皇帝,在总结汉唐以来统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为了皇位的稳定,明清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特别重视,在沿袭元代制度的前提下,对监察制度和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使其在巩固皇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御史的权力过大,地位过高,造成意气用事,争权夺力,互相牵制。到了明清后期,这种弊端日益严重,使监察机构无法起到维护皇权和澄清吏治的作用。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

秦汉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以官僚科层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相互耦合、嵌套,强化。庞大的官僚科层体系与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独立和多元的信息收集机构,信息的扭曲、缺失或泛滥成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帝国治理的悖论由此形成：官僚科层越严密或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官僚科层越趋严密或庞大;由于信息失真的不可消灭,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越高,整体信息风险就越大。这正是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内蕴特征。通过对秦汉帝国的组织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渐进与突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考察与分析

作为一项优化现行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考察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变迁,是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国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初创和建设受挫、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壮大、整合与完善四个阶段。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外界环境、思想观念和政治精英三者互动的结果:外界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输入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牵引力,而政治精英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制度规则和制度组织两个方面着手,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性与长期性。     

宋代登闻鼓制度

宋代的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是在唐代登闻鼓和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宋代登闻鼓机构接受民间人士的上诉、举告、请愿、自荐、议论军国大事等方面的进状,成为官僚系统以外国家联系民间社会、获取民间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官僚制度的补充,在实际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作为村庄内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即“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作用。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监察机构建设发展历程

党内监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党内监察是否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其政党能否根据不同时期客观实际的变化,不断赋予党内监察制度以新的内涵和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伴随革命实践的深入,中共党内监察制度建设逐步与时代特征、政治状况、社会形态紧密相连,而党内监察机构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产生、调整、发展的变化过程。本文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不同阶段党内监察机构的运行和发展过程,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和考察新形势下党内监察制度发展的新方法、新思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对历代监察制度的研究,除历代官制和几本法制史上有一些片断地、点滴地叙述之外,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本文从:监官(代表皇帝监察百官)与谏官(劝谏皇帝过失)两个系统同时入手,论证了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我国监察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封建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封建社会的监察机构在打击贪污、澄清吏治、巩固封建统治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就是本文写作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