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风险类型及其博弈研究

现代社会充满了未知和风险。科学技术从过去到当今在各种风险规避、防范和治理中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作用。然而,随着全球风险社会趋势的日益明显,现代科技在其产生和应用的过程中,自身也遭遇到多重风险,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和科技应用的多重风险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博弈论研究现代科技的各种风险,归类并分析了现代科技自身的各种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伦理风险,研究了这些风险背后的相关博弈,如知识博弈、利益博弈和道德博弈,等等,并呼吁建立相关的科技风险治理机制和科技责任的全面落实。     

风险社会语境下对科技风险及社会控制的反思与探索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已被科技风险所包围。现代社会必须适时对科技的合理性限度做出全面的伦理考量,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以尽可能减少或降低科技风险发生,确保科技和社会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向健康发展。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风险社会之下的科技风险文化

与世界风险社会相应,科技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构成要素,它直接来源于科技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科技风险。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伦理、环境生态等科技风险问题的社会化和全球化,科技风险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特的风险文化。科学技术体系内部及外部科技价值观念的风险化是世界风险社会中科技风险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这种风险化的科技价值观念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模式。     

论和谐视野下的科技伦理建设

科技伦理的构建是应对科技活动带来的负效应和人类进入风险社会这一客观事实的要求而产生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科技伦理问题虽然已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当前仍面临着科技伦理调节不力和科技伦理自身发展相对滞后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科技伦理的非强制性和科技活动主体行为的过分功利性.据此,当前科技伦理建设必须明确其价值取向,以增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为重点,不断推进科技伦理创新,保证科技伦理建设的可持续性,从而实现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基于风险视角的"伦理型科技创新"思想探究

在风险社会,面对各种风险的表现与发展,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指向和冲突,常常会导致科技创新上的道德困境,因此,伦理型科技创新是我们面临风险社会所要做的重要选择.在对风险现状考察的语境下,对伦理型科技创新的概念界定、思想依据、指导方法、现实基础及发展逻辑做全面的梳理与论述,以探索现代社会风险下的科技创新的伦理型路径.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中国科技发展与伦理变迁的脉络

中国的科技伦理观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着变迁,不同的科技伦理观又对中国社会与科技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通过回顾文明演化和科技嬗变的历史轨迹,汲取相应历史经验,才能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道路。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中,中国科技伦理思想的流变脉络表现为科技伦理观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人定胜天再到现代的天人协调。只有自觉自律地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科技力量,并把人、自然和社会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才能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从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安全之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及其意义——基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视角

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安全不仅因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而成为道德范畴和伦理原则,而且是我们思考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之源,也是评判科技活动善恶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现代科技活动所应秉持和遵循的首要伦理原則.安全伦理价值的凸显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科技活动对人类安全的消极影响和侵害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安全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     

科技进步与保险发展关系探析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技风险日益增多,高新技术产业转移风险的需要推动了近年来保险业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成果在保险经营中的应用提高了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了赢利能力.通过提供保险,转移分散科技风险,保险业也支持了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与科技产业之间形成了科技促进保险发展,保险又加速科技发展的格局.     

企业生态化技术伦理的建构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直接关系着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的繁荣稳定。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生产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推广应用规模与水平,但一些企业因追求技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无节制、不规范、不合理地滥用技术,给人类——社会——自然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风险和技术风险。由于传统技术伦理的相对匮乏与滞后,加快建构企业生态化技术伦理是防范、规避、消解技术负面价值与效应的必然选择。     

论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建设,是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条件,也是农村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建设,要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体制改革,注重农村教育和科普工作,加强农村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伦理建设,积极营造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科技发展的良好社会人文环境。     

论江泽民的科学技术观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根据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态势和时代特点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思想 ,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和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技术思想体系。江泽民的科学技术观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新发展。阐述了江泽民同志从战略高度说明科学技术的现代意义 ,以及科技创新、科学精神、科技伦理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发展     

科技伦理责任观的基本范围论析

科技伦理作为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立,学界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赞成者认为, 因为科学可能被滥用,如果一种伟大的力量被滥用则会对人类带来危害,因此从那时起就提出了科学伦理的问题;反对者认为, 所谓科学伦理存在的理由,无不建立在谣言的基础之上,科学伦理只是宗教反科学势力为了掩盖其原教旨主义的本来面目而使用的一块遮羞布.笔者认为,科技伦理要有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必须确立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明确科技伦理责任观的基本范围.     

科技发展的界限探究——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人类进步,也可能带来无尽的灾难,故科技发展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的调整。但过度的调整可能会造成科技发展的萎缩,社会规范的调控只有既能确保科技造福社会又有利于科技自身的发展才为合理。道德和法律是两种最为基本的社会调整工具,道德的核心部分是伦理。科技发展作为一种创新,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超越某些不合理的道德;科技发展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必须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但这并不充分,还应以伦理作为其终极行动准则。     

论现代技术风险与科技政策调控

风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焦点和主题,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风险理论的发展是与风险社会现实的加剧分不开的,今天的科技进步正成为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现代技术风险的危害表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及人自身的压抑与统治等多方面。面对技术风险,需要建立科学的技术风险的管理和防范机制,更需要对技术发展进行科技政策的调控,这种调控包括科技政策的统筹、科技政策的调整、科技评审的政策导向及科技评价的政策支持等多方面,通过政策的调控能促进我国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价值——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观的发展经历了初步探索期、基本形成期和发展完善期三大阶段,形成了既具丰富理论内涵,又具深刻实践价值的科技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观发展的内在逻辑突出体现为:科技的发展要始终坚守“科技向善”的根本原则,要始终贯彻“因时而变”的有效方法,要始终遵循“内外协同”的转化路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科技伦理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与时俱进的必然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科技治理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江泽民科技观之异同

邓小平、江泽民的科技观在时间上和内容上存在着递进关系,具有鲜明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他们都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强调把科学技术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强调注重科技人才的应用与培养;强调科学技术的普及等等。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所遇到的社会矛盾的重点不同,就导致了他们的科技思想的侧重点不同、实践措施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也不同。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发展与深化,江泽民又在科技伦理和科技法制化方面对邓小平科技思想有所发展,从而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