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     

儒家淑世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字的涵义有种种，但主要是“通天地人曰儒”，“能儒其身，能安人，能服人，有道者之谓儒”。就是说，有知识、懂礼仪、崇人伦、讲人性、重人格、参政事、善淑世、济万民者为儒。《尔雅·释诂》云：“淑，善也”。淑世、善世、济世、救世是儒家思想的主旨和核心．亦是儒者的道德规范和入世目的。本文从宇宙和合论、人之高贵论、人性向善论、爱人修已论、见利思义论、执守中道论、民本仁政论、圣人君子论、万物一体论等，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儒家淑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当代价值，深刻精辟地揭示了儒家思想的真谛和本质。     

儒道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儒家注重现实“游于方内”而善讲“人道”,遭家注重超现实“游于方外”而善讲“天道”,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完全为此两家的学说所支配。书法是中国独有的古老而辉煌的传统艺术,它从产生之日起,就逐渐以它那活泼的线条、精巧的结构、神奇的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今天,当我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古代碑帖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书法这     

由儒家“人性善”导向的人治下的法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儒家"德礼为本"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传统中国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一良序的构建及其维系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其中,儒家的治理思想是维系和调适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轴心.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强调人性内在而超越,深信人们可以经由教化而成圣成贤,据此形成了以修身为基础、以士人为主体、以礼治为路径的治理结构.儒家的治理思想具有修己与治人、德性与教化、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征.这些思想智慧能为当今世界的大国治理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形成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的治理模式.     

戴震论“善”人的培养－兼与孟子比较

作为传统儒家的一员 ,戴震谈人性时非常强调人性理论的现实功效。具体地说 ,戴震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思想 ,即要在全社会高扬人的“善”性 ,倡导“善”人的培养。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謇文化性格中传统文化之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由统治者定位并灌输给百姓的文化。千百年来,它已经深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张謇文化性格深深地烙上了传统文化之印痕。一、儒家文化之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里,儒家思想文化占据着核心地位。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亦是儒文化。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儒家宗祖是孔子,儒学圣典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儒学经过了创立、发展、演变、衰落的过程。战国时期,通过孟…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法家思想在秦的实践及其在婚姻制度中的体现

论述了儒法思想的产生、冲突和法宗思想在秦国的推行并获得成功的原因 ,同时通过讨论法家思想在婚姻制度这一礼制核心上的体现 ,认为“法治”有优于“人治”的方面 ,中国古代有过崇尚“法治”的传统。     

《周易》德福思想论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哲学著作，其中的德福思想内涵丰富，对儒家哲学产生深远影响。“以德祈福”使人们更加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期德福共享。“继善成性”说也被后来的儒家学者吸收并发展。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论孔子“和而不同”思想中的和谐智慧

孔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中“和”的文化，革新了在他之前便已存在的“儒”这一行业的品格，创建了儒家学派。建立了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为贵”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关于修己、治人和治物应该合一的和谐理念，通过实现自我和他人、人和万物的“和谐化”过程，构建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世界。孔子的这些闪烁着和谐智慧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之所以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在于它是高扬直觉主义而对理智主义和科学方法进行批评的哲学。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借以比较中西文化,批判唯科学主义,这是梁漱溟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他欲以生命哲学去抉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理”,将西方文化导向中国一路,以此证明儒家的人生态度具有独特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到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再到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过程，演变轨迹为：学在官府——礼崩乐坏，学术下移——儒、墨私学产生——百家争鸣——六家抗衡——儒、道并争——独尊儒术。汉初儒家之所以能兼容百家，完成统一思想的任务，实现子学向经学的过渡，一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二在于儒家主张的“仁义”思想，三是儒家在斗争中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