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清代,京师是满族的聚居区,其地域文化受到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影响。北京话,是经过满族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方言的文化结晶;旗人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开创了“京味儿”文学流派;满族在京剧和曲艺等北京传统表演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方面贡献良多;满族的习俗曾给予北京文化以熏染;而昔日满族人的性格气质,也在当下北京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留有烙印。     

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

北京的满族，在20世纪，风雨沧桑，已历百年。回顾历史，略加评述，于满族自身发展，于增进民族团始，鉴往知来，很有意义。 北京满族是全国满族的一个部分，又是清代满洲的主体部分。满族在清代同全国各族一道，对北京、对中国、对世界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是营建大清帝……     

何期闺阁辈 杰出欲空前——清代满族女文人兴盛之原因探析

本文概述了清代满族女文人创作成就,从满族女文人产生的基础、推动、保障及催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她们在清代文坛彬彬之盛的原因,肯定了满族妇女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范家大院调查报告

范家大院是吉林省一处保存基本完好的清代四合院民居。其中正房两侧的烟囱为典型的满族落地式烟囱,又称狗尾式烟囱,为研究清代满族地方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     

清代科举制度对满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影响

清代科举制度对满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尤其突出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域上。关外皇太极时期的开科取士,促进了辽东汉族的满化,推动了关外满族文化的发展。满族入关后与汉族一体使用汉文考试,是关内满族走向汉化的重要标志。而吉林、黑龙江地区由于长期禁止科举考试,则出现了长达200余年满族文化的繁荣。     

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

本文从宫廷侍奉、造办、纂修、教育、守卫、行政这六种机构及人员方面,对明清两朝的宫廷情况进行对比,总结清代宫廷的特点,探讨其原因及影响.认为:清代每日出入宫廷的人员,大部分是外部男性,太监数量比明代大减,盖与满族男女之防的旧俗不像汉族之森严有关；而每日都有较多官员入宫与皇帝办理政务,则是清帝对宫廷制度的重要改变,与满族皇帝勤政、吸取明代教训以维护满族主体统治有关.清代宫廷的这些变化,对清代政治也产生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影响.     

清朝与朝鲜间的文化交流——以盛京地区为例

清代朝鲜使团前往燕京(北京)的行走路线,三分之二以上位于盛京(今辽宁)地区,停留的时间通常在40天左右,沿途经过、停留21个驿站。朝鲜使团人员与盛京本地人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使团过夜的房主人,二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文化人,三是知识渊博的地方进士。大量史实说明,中国与朝鲜半岛学者应将目光从北京转向盛京,从汉族名士转向满族学者,从高级官员转向下层民众,以推动清代中朝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清廷喜食盛京土特产

清代盛京地区是指盛京将军的管辖区域,东接长白山、南临海、西至山海关、北及蒙古、地域辽阔,山川浑厚,土壤肥沃,物产富饶.满族祖先们世代生活在这里渔猎种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清军入关后,清廷皇室的食物丰富了许多,但是他们仍然对故土的味道恋恋不忘.盛京地区每年要向宫廷进贡大量的土特产品,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山珍海味,种类丰富,非常有地方特色,远居北京紫禁城内满族贵族的唇齿舌尖能够时常品尝到故乡的味道.     

汉画像石墓门扉装饰的图像构成及其文化意蕴

汉画像石墓门扉图像是汉画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寓于墓葬艺术的大环境中,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作为一种以死亡为主题的图像艺术,它不仅具有形式上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内在精神上反映了其驱邪避恶的主旨,强化了阳尊阴卑的思想,推崇＂神＂的非凡和＂力＂的威猛,把死亡艺术和汉代人的生死观、信仰观和哲学思想紧密地联系起来。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试论北京市演艺旅游的产业化发展

演艺旅游的发展使得演艺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使旅游业的内容得以丰富。本文对演艺旅游从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界定,并通过态势分析的方法,对北京市演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北京市发展演艺旅游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北京市演艺旅游产业的定位及发展战略。     

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

本文以2 0世纪2 0年代北京的同人杂志《语丝》和北新书局为研究对象,通过讨论《语丝》以北新书局为根据地所进行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等运作手段,揭示了民间化出版机构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在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清初京师汉官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以王士祯为个案

清初旗人入关后,北京城实行旗民分居,汉族官员居于外城。在外城特定的生活空间里,汉官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形成了多元互动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对汉官及政局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文是对以王士祯为中心的一个汉官交往群体的个案研究,通过考察在生活空间中汉官群体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展现了汉官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与当时政局的相互影响。     

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之比较

本文讨论《中国白话报》与《京话日报》所代表的晚清京沪白话报纸不同的启蒙路向 ,试图从启蒙姿态、社会功能、地域文化等方面解释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在京沪两地遭遇不同命运的原因。两种启蒙路向在中国社会有效性的不同 ,也预示“五四”等启蒙运动从此到彼的某种转向 ,以及这种选择给予“启蒙”的影响。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     

《现代评论》的两个专栏:“时事短评”与“闲话”

“时事短评”和“闲话”是 192 0年代北京颇有影响的同人刊物《现代评论》的两个重要栏目 ,它们保证了杂志的办刊宗旨在技术层面上得以顺利实现 ,对中国现代期刊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 ,通过主题栏目的设置和文体风格的形成 ,以《现代评论》为中心的文人团体建构了阐释自我的舆论氛围 ,并借此影响和干预公众社会。     

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调查分析

2001年下半年,北京市总工会、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市统计局、市工商局等有关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了“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的调查”,内容涉及女工就业保护、普通女工保护、经期女工保护、孕期女工保护、哺乳期女工保护和女工卫生及哺育设施等六项。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各类企业女职工基本上得到相关法规的保护,但企业违规现象比较普遍。     

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文化殖民是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当局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干预,企图把文艺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但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