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现代化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评价一个社会的法制现代化程度,重要的是要考察该社会的法治水准。积极审慎地推进法律改革,乃是实现法制现代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要确立衡量法制现代化的标准,重要的是在历史经验的分析基础上找寻关键性变项。以法治为关键性变项的法制现代化,便蕴涵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判定标准：其一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其二是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其三是法律的效益化原则。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推动法制现代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具有先导性意义。     

建设新农村的财政法律原则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方面破解许多难题,需要公共财政发挥积极作用。完善的财政法律是将国家财政政策落实到位的有力保证。在财政法律建设中,财政法律原则居于精神统领地位。本文从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提出当前财政法律的基本原则应体现为人权保障原则、社会公平原则、财政法治原则和财政效率原则。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论证研究

在新时代的司法实践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论证,既是对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又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论证的过程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合理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价值引领原则、问题导向原则和人民主体原则。究其根本,"融入"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关怀,它旨在培育和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精神纽带,进而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基础。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大学生法律思维培养之探析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大学生不仅需要学习法律知识,更要注重培养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不仅是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掌握法律知识、强化权利意识、树立法律信仰、参与法律实践,是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的必经路径。     

法律商谈：实现司法实质合理性的重要途径

社会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司法是社会运行诸环节中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杠杆。然而,它有时会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产生严重的张力,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关系,智巧地实现司法的实质合理性,成为考量司法技艺水平和法治进步程度的标杆。司法实践中,要善于从多角度透视而适时巧妙地突破法律形式的樊篱,尽可能转换角度摄取妥善解决案件的正当化因子,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提供强劲的实体和程序保障,由此,法律商谈理论构成实现实质合理性的重要路径依赖。     

法律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法律拜物教批判",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法治理念及资本主义社会法治实践的法律理论,这是英国分析法学家柯林斯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独特性以及把握它的当代价值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拜物教把法治看作为不可质疑的教义或必须信奉的原则,看作为国家的最优结构和终极理想,相信依靠法治,权力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停留在对法律表面功能的认同上,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从整体社会形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律理论、法律观念及法治实践,为法治进程的未来推进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法学之性化语用的意义探究

法学研究中的性化语用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法理学文章中性化修辞堪称特色。然而法学界对法律语用的专题研究很少,性化语用没有与定义思维融贯,含糊使用的现象比较突出。但性化语词的模糊性恰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对法律的性化修饰及运用,既要看到其积极意义,也要注意其弊端。性化语用一方面会增大对法律本体认识的模糊,另一方面也会提升传播的效率。就提升思维和规范行为来看,对法律的性化语用需要强化定义思维,以便在定性的基础上恰当使用。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需要确定捍卫法治的性化语词,确定其基本含义和体系要素,探寻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找到具体的实施方法。这对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弊端、塑造捍卫法治的法理思维有重要作用。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因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无序化、碎片化、个体化以及价值紊乱等现象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日益凸显,其中"官民"冲突尤为突出。对此,行政诉讼作为解决"官民"冲突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防线在我国目前特殊法治建设环境中尤为必要。而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基于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具体考量以决定最为妥当的法律适用,是充分发挥行政诉讼有效处理行政争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当前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在合理性标准、法官个人职业素质以及监督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行政诉讼在解决争议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方面的充分发挥。据此,文章结合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对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基本内涵及正当性基础的解读,分析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以期通过明确其合理性标准、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完善监督评价体系等措施,保障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规范化开展。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可分为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法律规范的实质合理性在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法律规范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规范的结构和表达形式的合理性,是对法律规范逻辑上和语言上的要求.     

法律思维方式与公民文化的塑造

法治精神有两种表现,一是在立场上或方法上的妥协、克制、制约、谦抑,二是在目标和价值追求上的民主、自由、权利、正义等.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思想方法、利益追求和社会存在应是多元的.公民社会对法治建设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团体对公权力的制约.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要求人们拥有最低限度的法律思维,以便达至最低的共识.法律对权力的制约程度是由公民文化水平所决定的.因而发展公民文化就成了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公民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法律思维方式.无论是权利的维护还是对权力的限制,都离不开法律思维方式的运用.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     

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只有当民众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进而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前提和内在动因,并最终以民众的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法律人的使命则是促进和保障良法的生成以实现法的价值合理性,培育并成为有能力和有力量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的良法律人,以实现法的工具合理性,最终促成法律信仰的树立以及法治的最终实现。     

法治和德治关系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和法律既是相互区别和冲突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需要着重处理好道德教育、法律制度的伦理化、道德法律化和德与法律的价值冲突及补救等问题。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