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文以“双性同体”观为切入点,审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通过对历史与文学史、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的思考,大胆解构传统男权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超越性别对立与限制,重构女性价值观,并提出了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双性同体”。本文试图揭示并评价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在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     

“新国学”与“红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札记

曹雪芹比王国维更卓越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升华,与章太炎一样具有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鲁迅和胡适的红学观表明,鲁迅更能触及《红楼梦》的精神本质,这在“语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得到了生动的证明;《红楼梦》比新儒学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红学的百年论争是反映学院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文化复杂纠缠的一个显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关于“孝”与“无后”的辨析

在倡导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研究辨析,不可人云亦云地统称为孔孟之道而一概论之。具体就“孝”与“无后”而言,应在深入研究辨析的基础上,还儒家学说“孝”的本源。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天人合一"与生态观

“天人合一”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思想 ,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儒学中阐释得最充分、最精致 ,也最具影响力。但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态观 ,而是针对道德本原和王权神圣而提出的天人关系思想     

“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爱莲文化中的“君子”形象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儒学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君子”思想,在周敦颐《爱莲说》及其后裔江头洲的爱莲文化中,对“君子”形象进一步阐发与发扬光大.他们向往“君子”理想,践行“君子”人格,贯彻“君子”标准,家风流传,影响至今.     

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读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

儒学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儒学研究如何开拓具有世纪之交时代特色的新局面?朱义禄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以崭新的视角、深沉的历史和理论的思考,作出自己的解答。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为一种超越的追求,凝聚了人们对人生意义及价值目标的理解和设定,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走向理想之境的过程,是自我安立于世的方式,集中表现为“成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胡军关于“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提出商榷,指出方东美只是对儒家一部分人的卫“道统”思想提出批评,并不否定儒学的基本精神,更未妨碍其服膺于以原始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方东美尽管欣赏道家哲学的空灵,但他致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还是要真正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其学问归宗于现代新儒家。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构建天人和谐

“人类中心主义”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然而也逐渐带来日益激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践和理论都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指明了方向,天人合一思想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形成新的价值观,指导我们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走进可持续发展文明。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