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美国教会教育与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向西方社会敞开了门户,同时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文化的渗入,美国是当时向中国输出教会教育最主要的国家。教会教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近代史上从传统四书五经到现代教育过渡期间的空白,但毕竟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在民族意识逐步觉醒、发展的过程中,教会教育必然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批判,反对教会的呼声愈来愈烈,教会教育最终在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开始走向消亡的道路。     

国、共、青三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1927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以反教会教育、收回外国教会学校为主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当时,国、共、青三党均积极介入,但介入的程度和所起的作用却各有不同。整体上看,该运动初期国民党介入程度最浅,所起的作用也最弱。至后期,才利用政权力量形成了对该运动的主导。共产党虽通过一些下级和外围组织积极介入,但并没有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中国青年党介入最深,其宣传尤为突出,对该运动实际上起到了思想引导的作用。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群体的政治亚文化研究

作者运用政治亚文化理论 ,对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群体进行了研究。从维护共和、主张法治、集权和分权之争、政治机构之间的认同感、议员的党派信仰等方面分析了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的政治取向 ,从而揭示出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变的艰难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北洋时期天津的宪政改革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北洋时期(1895-1928),天津在中国走向世界和全国新政治、新军事、新经济、新文化、新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从总体上说处于全方位、多层面的领先或第一地位.现拟从政治上略加分析.     

北洋时期的湖南社团及其影响

社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必然产物和主要推动力量。北洋时期的湖南社团特别活跃,其发展明显呈现了三次高潮。社团对湖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造就了湖南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推动了湖南社会思潮的发展。     

浅析北洋时期的农业改良及其作用

北洋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北洋政府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良,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历史原因,取得的效果有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当时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北洋时期的农业改良及其效果进行客观和综合地评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民国初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     

北洋时期第一届国会议员的政治社会化考察

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是民国时期的精英分子,研究他们的政治社会化历程有利于了解中国早期议会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活。作者从国会议员的家庭、教育经历、社会工作经历、大众传播媒介4个方面分析了议员的政治社会化历程,基本勾勒出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的政治背景,并为北洋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准备了基础。     

北洋时期技术官僚在产业行政中的定位——以铁路管理制度变革为背景

北洋时期,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导权逐渐被中央政府交通部所控制,技术人员也被纳入官僚体系之中,技术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技术官僚与技术管理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产业行政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上的差异愈趋加大,中央部门的技术优势有效地遏制了铁路管理中地方分权的势头。铁路部门中技术官僚体系的成型,与清末以来铁路集权化管理体制的进程是相契合的。此既可视为技术与政治关联性增强的典型,也折射出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工商实业部门的差异性。铁路技术自主化所衍生的路权嬗变,也是近代中国集权化政治的构成要素之一。     

北洋时期的军阀纷争与时代主题论略

北洋时期军阀纷争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缺乏能够领导和控制全国的政治中心力量。由于缺乏国家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力量的控制,国家的军事权力陷于局部化和地方化,军事力量陷于纷争和割据状态。这种纷争和割据是在认同一个国家的原则下进行的。认同国家的思想既有历史传统力量的引导,又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激发。在这一原则下,军阀们进行着激烈的军事扩张和竞争,军阀间的内战严重削弱了军阀的整体力量,军阀们在竞相扩张的同时,也在消耗自己的力量,呈现出裂化和碎化的局面。结束军阀纷争的混乱之局,实现国家的统一,成为那个时代严重而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国家的政治中心力量的形成和团结、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     

论后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框架下,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动力,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认识不断加深,参与运动的民众的组织程度也不断提升,并且最终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找到了归宿。     

北洋时期"国民外交"的困境及自我调适

北洋时期,国民干预外交热情高涨.随着参与外交的深入,国民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各种困境,为推动国民外交运动发展,国民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反省与调适.     

“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的觉醒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呼声骤然而起,在“五四”运动前后,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而掀起了全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大觉醒。这次民族主义的思潮无论是人员参与方面还是它的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非基督教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固然在于因其可供解读中国现代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历史例证,但更重要的是,该运动的历史叙事结构蕴含的民族主义因素,足以构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存在的不证自明的认知理由。然而,非基督教运动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由民族主义所促成;相反,征诸史实,非基督教运动通过各类方式,反而建构了民族主义。因而,以民族主义表述非基督教运动,远不如以后者表述前者来得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

20世纪前期, 华南地区基督教势力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使基督教会认识到, 必须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 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 以适应社会演变, 求得新的发展。华南地区基督教会通过推进合一运动、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进一步改组、各传教机构向中国教会移交各种事业等等过程, 展开本色化运动,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

一战后直至直系统治结束时期的中日外交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力量的部分实力派北洋军人,借助军阀派系政治独有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其对外交决策及交涉结果具有合理参与权和决定性影响力的独特身份,一度主动介入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外交近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诠释了近代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重民意舆论的特性。     

对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对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该学派活跃于1923-1927年,主要以余家菊、陈启天等青年党分子为骨干,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醒狮周报>等刊物为主要学术阵地,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其有关思想及实践,对当时中国教育特别是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看民族主义的发展

"抵货运动"、"国货运动"作为抵制外国侵略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建国以来,"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此话题更是受到了广大研究者们的青睐,大量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相关期刊论文有大约191篇。对"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发生原因、过程、意义以及价值再到特定的时间段、具体人物及地点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这样由宏观到微观、颇具广度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论文中存在着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混淆,或是将其看成完全孤立的两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探索存在着一定不足。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且两者内部都贯穿着"民族主义",其将两者紧密联系到一起。由此,对其进行探索具有很大的可研究性。本文分为四部分,首先明确"抵货运动"、"国货运动"、"民族主义"三个概念,然后分别从"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入手,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联系,由此看出"民族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