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高(木秉)《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木秉)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吏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李维桢诗学辨体理论探讨

晚明诗坛的诗歌主流经历了多次嬗变,随之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文化语境。作为明末五子之一的李维桢,面临这种多重文化语境,从"法""体"关系的视角入手,对诗学辨体理论进行积极有效的整合,试图构建适合诗体发展的诗学辨体观,并在辨体的基础上对诗歌风格进行审视。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文心雕龙》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诗歌独特的文体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确立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文心雕龙》，无论是在语体、文体还是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诗学理论发展有巨大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明代诗学论诗乐关系

诗的本质之一是其音乐性 ,明代主流诗学相当关注这一问题。如李东阳《麓堂诗话》视音乐性为诗的原生属性和根本属性 ,谢榛留意于声律的辨析。“唯乐不可以为伪”。重视诗的音乐性 ,即重视诗的抒情性     

从清人所编宋诗选本看清代宋诗学之辨体

诗歌选本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文学批评形式。透过清人所编宋诗选本这一重要窗口,可以观照出清代宋诗学的历史进程。辨体是诗界、选坛的首要命题。在唐宋诗之争的大背景下,清人主要从性情之真伪、源流之正变来辨宋诗之体,追求＂真＂宋诗,最终趋向分体各师,折中融通。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析杜甫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最高峰,他的艺术成就既是其才智和辛勤的结晶,但也与他的诗学理论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杜甫诗学主张入手,分析其诗学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指出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观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     

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中国美学和诗学的重要建树

《二十四诗品》是盛唐诗歌各种美学风格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司空图对诗歌艺术多样化的审美追求,是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在诗学理论上的集中反映,它所描绘的二十四种诗歌风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诗歌的意境创造,对唐以后的美学和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十四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在理论上已经步入成熟。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     

王维诗学观与盛唐文学思潮

每一时代的文学创作实践没有不受文学思想影响反过来又发生影响的。盛唐诗成为中国诗史发展的高峰不仅在于诗人、诗篇数量之空前,在于艺术质量之高致,也在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占据了时代制高点。文章从王维的诗坛地位、诗学观及诗论出发,在与其他名家的比较中,解读了盛唐诗坛文艺思想之特征,并补充了过去研究的缺失。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清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诗学作为我国古典诗学的总结集成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的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当前诗学的哲学化倾向导致了理性诗学的严重危机,使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诗学是诗学建构的当务之急。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一方面可以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回归到文学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