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

狭义的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广义的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与公共池塘资源三大类.萨缪尔森、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等指出了广义公共物品面临的典型问题,如搭便车问题、排他成本问题、公地悲剧问题、融资与分配问题,并基于不同的物品分类及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如纯公共物品理论、俱乐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近期广义公共物品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供给问题,政府供给、私人供给、自愿供给与联合供给及各供给方式的匹配与融合是广义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给方式.研究表明,生态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物品理论的有机结合将是未来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集体行动困境与制度设计成功——《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比较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曼瑟.奥尔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分别作为两代公共理性选择理论模型的奠基人,其思想在现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后者因其对公共资源管理领域的贡献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重读两人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公共问题、理解公共政策很有帮助。     

社区自治型遗产旅游地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以民族村寨型景区为例

遗产地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公地悲剧"现象是遗产资源公共物品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遗产资源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自我组织和自治的多中心制度是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文章分析了民族村寨型景区的公地悲剧现象,并从博弈论的视角入手,指出社区自治型遗产旅游地的制度设计应从"制度规制"、"精英治理"以及"外界援助"等方面入手。     

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批评,古典行政思想面临巨大的危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酝酿并试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思想的主体.这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包括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体制公共治理理论、盖伊·彼德斯的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等.因其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摒弃或者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倾向,都可以称之为后官僚制理论,或者后官僚制时代的治理理论.后官僚制时代的公共治理体现了服务、竞争与契约主义原则和多中心制的架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自主组织的制度设计.自主治理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其发展了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架构,实现了人性利己与利他的结合,拓展了传统制度理论的制度视野.实践价值是有利于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有利于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     

印第安纳学派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

西方学界从制度角度进行政治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派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该学派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分析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公共产品供给、大城市治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以及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和公共行政等广泛领域。我国学者在译介该理论的同时,也不断将之运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在此过程中,普遍存在对该学派理论的"误读与泛化"。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秩序与安全保障这一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集体安全下的安全保障难以持久获得,这便形成了集体安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可以从组织结构、选择性激励和大国贡献等三种途径破解。然而国际联盟安全机制不仅未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上的构建布置,反而由于其错误的安排,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屡屡失败,并最终解体。     

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兼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认为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集团的规模,即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而言,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更为有效。但是奥尔森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与此相反的事实:现实中很多大集团中的成员很乐于供给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团中的成员却怠于供给公共物品。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人即使处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给公共物品的行为也不同。奥尔森说大集团与小集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原则,但是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划分界限却不明确。因此,奥尔森认为集团规模是影响集体成员供给公共物品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存在缺陷。成员对集团的身份认同才是影响集体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在一个大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很高的身份认同,他会积极供给公共物品;而即使在一个小集团中,如果成员有着较低的身份认同,他也会怠于供给公共物品。     

时空价值理论下的停车场定价机制——以北京为例

停车场是车辆的互补品.按所有权分类,可分为私有停车场、专有停车场、集体停车场,其经济属性分别是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准公共/私人物品.集体停车场中的路外停车场具有正外部性,路内停车场具有负外部性.根据停车场的经济属性,其定价原则应为一致原则和市场原则.根据市场原则选择时空价值为立足点,运用时空价值分析与经济物品定价模型,可找到停车场的“市场出清价”,以理顺停车场定价机制,为停车场定价政策的制定提供经济依据.     

诺贝尔之路和共用资源的自治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演讲与问答

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私有化和政府模型不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创性地提出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第三条道路——自主治理,并进一步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简要回顾有关集体行动问题研究背景的基础上,翻译整理了2011年5月9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北航大讲堂＂的主要演讲与问答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涵盖了对其诺贝尔之路的探讨,对其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分析,而且通过对公共交通、中国改革、官僚制的交易成本、内蒙古草原管理、多中心治理和集权传统的矛盾、制度多样化、提高私人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异质性在自治系统中的价值等具体问题的互动讨论,探讨了她自治和多中心治理学说的理论和应用问题。     

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中国地方政府层级设置

现代国家的政治本质和公共物品的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效率与公平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所应追求的最主要价值,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和规模经济的程度,决定了公共物品在提供上的效率和公平价值的实现与政府的层级和规模的相关性.由此,公共物品理论在推进政府层级设置的过程中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对公共产品概念的重新界定

公共产品概念包含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的属性,仅从某一方面属性来定义公共产品,难免引起争议。通过对公共产品三个方面属性综合分析,结合公共产品历史发展过程,对公共品概念重新进行界定,得出其定义必须以公共问题为向导。以满足公共需求为目标,以集体选择和共同消费为两个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公共产品范围。     

论新农村建设中企业供给公共产品的价值—— 以“联众模式”为例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农村集体经济日益碎化的背景下,如何发挥除政府之外其它多元力量的供给作用日趋重要。以＂联众模式＂为例,以主体间性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了企业适度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必要条件及价值。研究认为：在重构农村共荣利益的过程中,在产业联接及足够的激励下,企业可以发挥类似集体经济的供给功能,成为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尔森的民主生成理论

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控制权由定期的自由竞争性的选举决定,从而阻止了专制统治,而非普选。民主比专制倾向于更少的税收及更多的公共物品。专制是一种私人物品,而民主则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其生成的障碍在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原生型民主的出现在于暴力资源的偶然分散配置妨碍了专制形成,及有助于民主的集体行动的成功达成。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实质与意义

本文从对资本的一般化诉求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差异分析中 ,提出不同民族从被排拒的边缘参与主流经济的条件和必要性问题以及文化或制度的融和与创新的问题。并从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一般理论意义 ,研究了普遍的权利要求背后是特殊的集体意志的存在 ,提出了重新认识普遍性的相对性或不完全性的问题     

个体清洁空气权何以可能——兼论环境权利的宪法表达

麦考密克和拉兹都曾经主张清洁空气不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雷奥梅、沃尔德伦和马默却主张清洁空气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公共物品的“享用”和“生成”。其次，我们应该区分个体独立享用的公共物品和集体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享用的非排他性和享用的集体性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并不妨碍一部分公共物品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对象。个体能否独立享用某种公共物品，才是决定这种公共物品能否成为个体权利客体的关键。由于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具有个体独立享用性，公民个体在理论上可能对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享有权利。我们可以通过权利的利益理论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因此，将环境权利写入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个体清洁空气权何以可能——兼论环境权利的宪法表达

麦考密克和拉兹都曾经主张清洁空气不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雷奥梅、沃尔德伦和马默却主张清洁空气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客体。首先，我们应该区分公共物品的“享用”和“生成”。其次，我们应该区分个体独立享用的公共物品和集体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享用的非排他性和享用的集体性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并不妨碍一部分公共物品可能成为个体权利的对象。个体能否独立享用某种公共物品，才是决定这种公共物品能否成为个体权利客体的关键。由于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具有个体独立享用性，公民个体在理论上可能对清洁空气等公共物品享有权利。我们可以通过权利的利益理论论证个体环境权利的存在。因此，将环境权利写入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