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生产效率·经济效果——答宫希魁同志

郑海航同志《劳动生产率·社会就业·经济效果》一文在本刊创刊号发表后,编辑部和作者都收到了一些来信来稿,提出了一些赞同的、补充的或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探讨是有意义的。现将作者对炮兵学院宫希魁同志来稿的答复连同宫文一并发表,供读者参阅和研究。     

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与施德福、吴雄丞和马鼎璋、张维久等商榷

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教学中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怎样评价杜林哲学的性质,怎样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这样两个问题。前年,施德福、赵常林、余其铨同志的《杜林哲学体系剖析》(《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文,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马鼎璋、宋雅莼同志的《(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线索》(《吉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今年,吴雄丞同志的《杜林哲学体系性质的探讨》和张维久、毋德印同志的《论杜林哲学的性质及恩格斯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吉林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两文,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继续和深入。就此机会,想谈谈个人看法,共同商榷。     

“从原则出发”浅析——兼与李寄秦同志商榷

一九七八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写了《杜林哲学体系剖析》一文。去年,在《辽宁大学学报》第四期上,李寄秦同志发表了《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一文,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问题主要关系到对杜林的从原则出发理论的认识。弄清这     

关于系统Z的一些意见

本刊1992年第6期刊发了张金成同志的《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一文后,陆续收到了一些稿件,对张文展开了讨论。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已在本刊第4期及本期发表了部分来稿。至此,对该文讨论暂告一段落。     

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杨献珍同志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前中央党校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李达老校长生前的亲密战友之一。他为传扬老战友的光辉业绩、扶掖后辈,热情地为我校宋镜明同志所著《李达传记》一书撰写了《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文。今年十月二日,是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老校长,在《李达传记》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夕.本刊特将杨老的文章先予发表。     

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杨献珍同志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前中央党校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李达老校长生前的亲密战友之一。他为传扬老战友的光辉业绩、扶掖后辈,热情地为我校宋镜明同志所著《李达传记》一书撰写了《李达同志是我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文。今年十月二日,是李达同志九十五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老校长,在《李达传记》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夕,本刊特将杨老的文章先予发表。     

关于系统Z的一些意见

本刊1992年第6期刊发了张金成同志的《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一文后,陆续收到了一些稿件,对张文展开了讨论。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已在本刊第4期及本期发表了部分来稿。至此,对该文讨论暂告一段落。     

《老子》发展观的主要倾向是朴素辩证法——与罗炽同志商榷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了罗炽同志的《<老子>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以下简称《本质》)、一文,文章认为“《老子》哲学是道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     

编者·作者

本刊1980年第2期刊登谭福开同志《‘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兼与刘亮盈同志商榷》一文以后,刘亮盈同志来信、来稿,申述他在1980年6月5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一文与同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指出“在论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讲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错误的”。本刊将此转告了谭福开同志。谭福开同志后来表示,在与刘亮盈同志商榷一文中,把刘亮盈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不够科学的,说成“该文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是错误的”,“这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并表示非     

“选择哲学”评析

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本刊发表了王振武同志题为《以选择论为框架,建立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文.该文向我们推出了作者在哲学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选择哲学”.据说作者经过几年的探讨,认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可摆脱历史局限性而已经过时”,以为它是“一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哲学体系”,需要“用选择论对自然、社会、思维以及     

用观察系方法研究生产力系统——就生产力系统问题与张守民、郭宝平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生产力系统这一概念在哲学和经济学论著中大量出现,几乎被理论界所公认。张守民和郭宝平二同志发表《生产力系统概念质疑》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以下简称《质疑》),力排众议,宣称生产力系统这一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指出其三点理论错误:一是把劳动过程、生产过程三要素当作生产力三要素,导致生产力的实体化;二是把生产关系包含在生产力系统中,三是把生产关系看作外因。此外,张守民同志又发表《论生产力的实质及其发展动力和规律》一文(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9册,以下简称张文),除了继续坚持上述论点以外,又指出了生产力系统概念的两点理论错误:一是生产力要素中包含了生产关系;二是湮没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两文的这些论点,都涉及到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关系到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大有辨明之必要。     

评钱文忠对黄心川所著《印度哲学史》评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0年度第二期发表了钱文忠同志的《评黄心川先生“印度哲学史”》一文。我们拜读后实在不敢苟同,因此,不揣鄙陋,想在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钱文忠同志商榷。     

书刊简讯

英国《哲学杂志》发表罗素专辑英国《哲学杂志》1960年1月号发表了“罗素哲学”专辑,共有三篇文章。奎因顿的“罗素的哲学发展”一文,评述了罗素近著《我的哲学发展》(该书主要内容可参阅本刊1959年9月号译载的一篇书刊评介:“罗秦近著:《我的哲学发展》”);莱裘斯基的“罗素描写学说的再考察”一文,认为描写学说在罗素的逻辑体系和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并已成为近代逻辑的重要部分;孟罗的“罗素     

马尔库塞同海德格尔的争论

这里刊出的,是马尔库塞的两封书信和海德格尔的一次谈话.其中马尔库塞的信件,是1986年首次在联邦德国发表的.薛华同志收到了该国学者寄赠的复印件,现将译稿交由本刊在国内首次发表.他同时专为本刊翻译了海德格尔的长篇谈话,以使争论双方的意见都能与读者见面.薛华同志在《编译说明》中,为读者提示了有关争论的哲学的、时代的、以及对于我们哲学工作者的意义——这也正是本刊乐于辟出较大篇幅的原由.     

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再认识——兼与刘金明同志商榷

本刊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刘金明同志《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的再认识》一文,引起学者、同行们的关注。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这期发表李增林教授与龚世俊同志合写的《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再认识——兼与刘金明同志商榷》的文章,供大家研究。     

“天人相分”论质疑——与施昌东、富恩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施昌东、富恩两同志写的《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对其中关于“荀况的‘天人相分’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有些不同的看法,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施、富二同志为了论证“荀况的‘天人相分’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哲学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

本刊1995年第2期发表了陶德麟、欧阳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构架·思路·方法》一文,在按语中曾表明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广泛征询意见,听取同行们批评,以助这个研究纲领更为完善。”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新华文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动态》、《长江日报》等报刊作了摘要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全文转载。本刊陆续收到了一些评论此文的文章,这些文章普遍认为此文“极其鲜明地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其高度的综合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给人们展开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广阔的理论空间,开拓了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域”,“是集历史感与时代感于一身、把理论思维与时代脉搏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好文章”,“其中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遗留的问题,都富有启迪性,值得深入求索,认真探讨”。同时,来稿还对此文中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讨论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认为,在学报上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对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是极为有益的,对帮助《视野》一文的作者进一步思考和探究也大有好处。为此,我们特发表中国人民大学萧前教授和杨耕博士、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黎德扬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李步楼研究员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吗?——与曾锡同志商榷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发表曾锡同志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实质是唯意志论》一文后,先后收到陈宗瑜、王振武、马广海等同志商榷的文章。因篇幅所限,现仅将陈宗瑜同志文章刊出,并感谢王振武、马广海等同志对本刊的关心与支持。     

《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为鲁迅佚文质疑

本刊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增刊发表单演义、鲁歌二同志的《<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是什么?>应是鲁迅佚文考》后,编辑部和作者陆续收到一些来信、来稿,对单、鲁二同志的考证,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异议。现将王得后同志的质疑文章发表如下,供鲁迅研究工作者参考。     

对《郭沬若与杜甫》一文的几点意见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发表的韩培基、江汗青二同志合写的《郭沫若与杜甫》一文,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毫无疑问,《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应当进行批评的,韩、江二同志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意见淡出来,与韩、江二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