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现代主义析论

伊斯兰现代主义发轫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刺激与挑战.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与对西方的吸纳之一体两面,经由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构成要素、运用于伊斯兰世界的脉络之中.伊斯兰主义者希冀达到弘扬伊斯兰文明的文化要义、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念.然而,伊斯兰现代主义依旧无法摆脱改革主义共存的窠白,对欧洲的价值观采取半推半就、裹足不前的矛盾心态,试图调和宗教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最终导致其分崩离析与走向衰亡的不幸结局.解决现代性与伊斯兰教的相互关系依旧是伊斯兰世界面临的一项未竞之事业.     

城市社会与伊斯兰文明关系探析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城市为其孕育、发展提供了土壤。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扩布，在中东及其伊斯兰地区，形成新的“伊斯兰城市”。这些城市改变了阿拉伯部族的结构和传统生活方式。城市的特有环境，铸就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要素。伊斯兰教义、教法的形成，古兰学、圣训学的研究，阿拉伯语的传播，乃至教法学派的发展，都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在伊斯兰城市中，清真寺、浴池以及市场巴扎的建立，城市公共区域与私人区域的布局，居民的房屋构造风格，都是伊斯兰教文化影响所致。伊斯兰城市的发展，构成了世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与历史渊源

伊斯兰“中间主义”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日益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思潮,其兴起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中间主义”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思想渊源,秉承伊斯兰文明公正包容、中正和谐的文化传统,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教和平中正的价值理念,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主张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对话,谋求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中间主义”思潮已然成为当代伊斯兰世界主流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世界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虽然他宣称“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是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借文明、文化谈国际关系,用文明、文化冲突替代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他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后美国国内战略家、国际问题学者和各大智库关于“谁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谁将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大讨论的一个产物,在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问题上,为美国决策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将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视作苏联解体后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的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国内、中国,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引起了震动,受到广泛的关注。     

从“9.11”事件看美国—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宗教内核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看,“9.11”事件的发生是由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以及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巨大的国际政治权力落差所导致的。那么,是什么造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这一权力的落差呢?本文对此进行追问,认识到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新教之间的不同物质财富观念是这一权力落差的重要历史根由之一。而这两大宗教又是这两大文明之所以成其为自身文明的内在核心要素,所以这种国际政治权力落差又表现为以宗教观念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从“9.11”事件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文明冲突”有着坚硬的宗教内核。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与崇尚武力,奉行“丛林规则”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讲“和平”、“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开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资源,对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阿拉伯进入中亚与中亚伊斯兰化开始

本文以世界学术界公认的确切史实和研究成果为依据,用平实的观点,简要地阐述了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及其对阿拉伯兴起的重要作用,如实地记述了阿拉伯对中亚的扩展与中亚各部族的反抗斗争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伊斯兰化的开始;着力描述了阿拔思王朝的辉煌文化业绩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本文用史实向人们证明一条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其对外开放,积极吸取世界先进文化成果,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就会繁荣昌盛,创造辉煌;相反,则会从历史舞台上消逝,不管它过去曾是多么辉煌过。     

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环保思想

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环境十分重要。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和健康。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始终面临着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议题。作为世界重要文明体系之一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自兴起之时就极为关注环保问题,强调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环保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佛教的碰撞

丝绸之路文明是世界不同地域、文化、信仰、种族的人民相互碰撞的结晶,一些外来宗教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它们不同程度地与中国文化发生了互动。以伊斯兰教为例,在早期传入时期中国人对它无意识的误读,到明清时期回族思想家有意识地借用佛教用语来诠释伊斯兰教的有关概念,说明了在汉语文化语境下,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     

国外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的态势

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对伊斯兰教苏非派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伊斯兰世界虽然具有研究苏非派的先天有利条件，但因19世纪以来，伊斯兰复兴主义学者大多对苏非派持否定的态度，使得其研究滞后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开始重视对苏非派的研究，整理出版大量了苏非遗作。     

论伊斯兰教与“神圣律法”伊斯兰法的辩证统一性

《古兰经》规定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基础,是伊斯兰法最根本的立法依据和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伊斯兰法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原则制度和规范的总和。它不仅是伊斯兰学说的概括与总结,同时也是伊斯兰的基本社会意识形态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最典型体现。伊斯兰教再度兴起,为伊斯兰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机遇     

从怛逻斯战役看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明交往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观察,便会发现怛逻斯战役背后所隐藏的文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意义,即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其最直接的结果是造纸术西传和中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深度考察、理解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超越文明的冲突 --伊斯兰教辨析

文明的冲突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其实,被亨廷顿--度视作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形成挑战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本同属西方所称的"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伊斯兰教以其平和性、实践性和无原罪说等特征对世界文明和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即使象伊斯兰教中的"吉哈德"和妇女地位等问题也存在着进一步理清的余地.只要努力相互理解和尊重,人们是可以跨过文化的鸿沟的.     

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

对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的认识,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对恐怖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二是伊斯兰世界如何对待恐怖主义。作为非阿拉伯语世界的一员,了解伊斯兰视野里的恐怖主义又是关系到我们认识目前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而又有深远意义的命题。     

王岱舆和刘智在儒伊文化基础上对伊斯兰哲学的贡献

明清之际中国一些具有儒伊双重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在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同时也在中国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创造了我国一个新的学说体系——中国伊斯兰哲学。这不仅是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华文明的贡献,最大意义上也是对于世界伊斯兰宗教哲学的贡献。从特殊意义上看,它也证明了儒伊两种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王岱舆和刘智是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伊斯兰学家。     

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史考

唐朝中前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成为中国最早接纳穆斯林的城市之一。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飞速发展,可惜战争割断了其在广州的发展。始建于唐朝中前期的广州怀圣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该寺见证了伊斯兰教在广州的兴衰史。     

金代伊斯兰教初探

伊斯兰教在金朝有较为普遍的流传,金朝和西方伊斯兰世界有一定的商贸和使聘往来.金朝境内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其中有官员、军人、商人、使臣、普通百姓等,他们或是来自辽宋故地的"回回先民",或是西方穆斯林通过经商、使聘、投诚等方式进入金朝.元初西方旅行家所见金朝故地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正是金末伊斯兰教流传的体现.     

现代伊斯兰世界中的苏非教团

在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苏非教团仍在伊斯兰世界的一定范围内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它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包括：苏非教团仍是民间宗教生活的基础；苏非教团是反对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苏非教团有助于帮助穆斯林应对现代社会对伊斯兰教的挑战，从组织上和知识上为穆斯林提供灵感和启发；苏非教团仍是当代社会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力量。同时，苏非教团的现代化趋势也不可避免，苏非教团正在经历着多种现代化的探索。     

伊斯兰现代主义与回族新式教育

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作为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主要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及世界很多地区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回族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诸民族融合而产生的新民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斯兰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回族新式教育是在当时中国和世界特殊环境下造就的一种教育形式,它的诞生在诸多方面都受到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启发,是其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两者应该而且能够在生态环境、世界和平、全球伦理等领域,进行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存共荣,为全球化形势下构建“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新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