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中的关系规则

关系规则包含关系、人情、面子三要素,为国人所诟,但并非一无是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人情"是关系运行的机制,而"面子"是关系运行中的利益分配.关系规则在纠纷解决中可以转移争议,模糊事实;可以确认、改变明规则,增加解纷方案可接受性;可以促使自由裁量权向确定性转换.关系规则不可能消除,也必须进行控制.     

以交涉为核心的纠纷解决过程 ——基于法律接受的法社会学分析

交涉是各方主体围绕纠纷解决所展开的互动行为及其过程.交涉的性质、交涉得以展开的基础、交涉的层次和内容、开展交涉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交涉推动纠纷解决进度,是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纠纷解决过程的关键所在.     

大众传媒与社会纠纷的解决

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是传媒政策与法律的首要价值,但新闻传播学和法学对大众传媒与社会纠纷解决这一课题未予以足够重视。归纳和探讨了媒介解决纠纷的特点、过程和机制、模式的创新,以及应当把握的原则和注意的问题。     

纠纷解决双赢的实现——对一例Y县哈尼族纠纷的考察

作为一种社会冲突形式,纠纷通常会对原有的社会关系产生破坏作用。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却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发生在一个哈尼族乡村的纠纷以及对纠纷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对该案例处理过程的考察表明:在国家法的框架内,由于结合民间规则而采取了正确的纠纷解决策略和方式,不仅妥善解决了纠纷,避免了纠纷双方的零和博弈,而且实现了纠纷双方社会关系的重构和加强。     

ADR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秩序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诉讼案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独特、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但仅是注重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带来期望的法治秩序。因此,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性重构,就成为促进“自生自发秩序”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生力量。     

乡村纠纷解决的多重策略与内在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使得中国现代的乡村秩序与生存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规则的渗透、小农经济的解体、城乡流动的多元、体制改革的深化都成为改变乡村秩序的因素.今日乡村,现代法治社会形态尚未建立,而是呈现出多种力量、多重秩序并存的"断裂"格局.乡土秩序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已经消解,村规民约的适用空间也在逐步萎缩,在强大的交通与传媒的影响下,中国乡村迎来了转型期的结构格局与秩序困惑:现代法治已经成为质朴村民无法回避的纠纷解决渠道,但与此同时乡土社会却没有给予法律制度充分的成长空间.这种天然的不匹配使得村民在面对纠纷时必须通盘考虑司法内外的策略行为:既希望借助于寻求司法救济以获得纠纷争议的利益,同时又必须小心司法途径对生存关系与结构的负效应,防止现代法律在与乡土空间的不衔接之处造成对既存生存利益的破坏.     

农村纠纷解决的新思路——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本低廉、弱对抗性以及灵活便捷的特性使得其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在线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新型纠纷不断涌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存在困境,也为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性与接近性障碍是当下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建议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平台构建、配套措施、宣传推广等方面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与启示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特征有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性、以避讼为直接目标、诉讼审判的伦理教化性、以“社会生成法”为主要适用规则。这些特征予我们以如下启示:纠纷解决的国家方式与非国家方式并重,且有相应的联接机制;能有效解纷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有限自治的社会,法律并非在所有纠纷解决中不可或缺;纠纷解决机制应该是成本最低、最能促进和谐的机制。贯彻和实践这些启示,可能是中国建成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键。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村落纠纷与村落秩序的回归

村落纠纷是村落秩序暂时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村落纠纷的出现临时性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秩序,诱发利益博弈的愿望,使各方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技术性、关系性和策略性的行动。在纠纷处理中牵动了三个层次的资源,各自的排纠模式、特点、手段各有差异。降低村落纠纷的数量不仅在于制度性安排(强制性权力),更重要的是唤醒维系乡村秩序的内生资源(基础性权力)。     

实现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基于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彝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德古、家支头人等权威人士调解为主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要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将彝族民间调解纳入现代法治体系,形成法院与彝族民间调解的良性互动。     

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

在现代中国推行法治的过程中,纠纷的解决必须建立在适用和维护国家的成文法基础之上,在这个前提下,不断提高我们解读和运用成文法来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井将技术性的司法融入到社会纠纷的解决的模式当中来,以此更好地来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以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     

人民调解的正当性论证——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人民调解是一项融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民间习惯的冲突、国家治理技术促成了传统人民调解的形成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国家法治主义的完善,传统人民调解的功能逐渐发生弱化.但是,国家不仅没有摒弃这一本土的纠纷解决方式,反而成为一种官方提倡和支持的纠纷解决模式.从外部性和国家权力融入基层社会等两个方面分析认为,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人民调解机制之所以具备存在、发展与转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会需要的使然.     

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及其现代价值

彝族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以德古调解为主,吉尔吉铁会、蒙格会、神明裁判和冤家械斗为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种具有非诉讼性、血缘性、神秘性和权威性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彝族社会的稳定和传承彝族法文化,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具有价值。     

略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和谐社会并非是指一个没有任何纠纷的理想"桃花源",而是指一个纠纷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社会.因此,及时、有效、妥善地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纠纷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基本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纠纷不断涌现的过程.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为激化,有些矛盾纠纷最终演变为非理性的暴力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和谐.本文基于对和谐社会内涵和构建思路的理解以及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关系的分析,就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了阐发.     

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非市场化农村社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发生纠纷之后首先选择的解决方法为非诉讼解决方法,所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于非市场化农村纠纷的解决非常重要。本文阐述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理,包括涵义类型、在农村成为首选的原因及这种机制的优点和缺陷,最终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为农村纠纷更好解决提供相应的借鉴。     

论ADR与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耦合

ADR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灵活性、易执行的特点,与诉讼方式并行不悖.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ADR机制有助于实现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经济法纠纷的复合性、新型性、技术性等特征契合,弥补了司法诉讼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不足,对于完善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仍需解决ADR机制在经济法纠纷解决中的有效性和规范化问题,实现与国家司法权的协调互动.     

我国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评析与构建

婚姻家庭争议解决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纠纷解决类型都呈现多样性与广泛性的特点。本文对我国目前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功能与价值上阐述了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独特化、非诉化、多元化的特点,最后对如何建立与完善多元化家事纠纷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考。     

小额网购纠纷在线快速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网络在线购物的普及,网购纠纷亦随之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小额网购纠纷最为典型。由于小额网购纠纷具有额小量大、纠纷主体身份虚拟的特点,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小额网购纠纷方面存在解纷成本高于收益、主体地位实质不公和案件大量囤积等诸多不足,无法满足小额网购纠纷解决对于效率、成本和解纷方式的特殊要求。在完善小额网购纠纷在线快速解决机制的过程中,应在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线化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加强新型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建设,提高购物门户网站的纠纷解决能力,以完善针对小额网购纠纷的线上高效性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