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及所形成的特点

建立在人本主义哲学、农耕经济、君主专制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轴心,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人治＂为特性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礼刑并用,重礼轻法;重人治,轻法治;皇权至上,以言代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至今都在非常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中国古代礼法思想对刑律和监狱管理的影响

《周礼》造就了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不仅是古时帝王延续和传承统治的要求,也是治国和教化人民、培养民风习俗的基本手段。＂礼＂的思想指导刑律的制定,礼代刑律、礼入刑律后,产生了＂礼法思想;＂忠孝、仁义、尊卑,是礼法思想的主要精髓,汉唐文明,是礼法思想的一个主要传承和发展时期。其时的刑法政策和监狱管理,具有浓厚的＂...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和谐理念及当代价值

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其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引礼入法、礼法合治及无讼是求、调处息争等方面。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和谐理念的当代价值在于,它启示我们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法德并重、构建和谐,注重调解、追求和谐。客观、全面地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和谐理念,着力于其现代转化,有助于当前我国和谐社会法文化的构建。     

循天理以成人礼 促平民得成圣王——程颐平民化圣王治世哲学

程颐隆礼重法的平民圣王治国理想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北宋时期道学沦丧、圣人自身所具有的治世品格及平民成圣三者的共同作用,平民化圣王治世才得以可能。程颐理学视域下的圣人具有尽理、设教、清者之量和中和之气等道德品格。但是,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并非依托圣人气象的感召,而是依靠理学视域下的礼法并重的观念治理。礼主要包括治国之礼、祭祀之礼、礼与民心等方面,法主要包括三王之法、使民之法和无位治世等内容。程颐的政治哲学＂理想国＂是以圣人、天理为根基,以礼法制度为内容,以民心、民愿为根本的理想国家。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曾国藩法治思想研究

曾国藩提出"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认为通过礼法结合、以法为主的方法与手段就必然会出现"仁政"。确立湘军建军三原则;以礼治军,加强控制;力降银价,安排财政;减征关税,奏停厘金,从而达到重刑治乱,止盗安民的目的。制订《直隶清讼事宜十条》等法律文件,从而达到了清理积案、整顿司法的目的,为后世立下积案清理典范。通过三拒洋兵、解散阿思本舰队;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从而达到坚拒列强、捍卫国家主权的目的,实现"渐图自强"的理想。     

中国古代礼法分立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观念方面,礼与法的关系总是表现得至为密切。从早期历史上礼的无所不包,礼中有法,礼就是法,到后来历史上的法出于礼,礼法分立,充分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依据的确立与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作为制度的礼与法开始分立,逐渐形成了礼制与法制的两套具有不同内容的制度体系,在社会政治与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礼法分立的历史自秦汉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其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就是,在历代政治中,礼治与法治并用是一个基本的统治格局而又与整个王朝的兴衰相始终。     

《周易》中的讼卦与中国传统讼观念

《周易》与中国法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与联系,讼卦更是研究中国传统讼观念的独特视角。通过讼卦研究讼的产生,讼的影响以及应对讼的方法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讼文化的理解。导致诉讼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经济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心理影响;讼卦认为讼行为总体上是"终凶"的,"不亲"的;具体而言,讼是无德的表现,讼能够引发社会的纷争,以下犯上之讼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及时终止诉讼也可能带来吉祥,而讼卦中还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清官情结。应对讼时,一方面要怀着警惕,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强调君子要积极进行准备以讼对讼的发生。总之,对讼卦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审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讼观念。     

中国血缘法逻辑及其普遍意义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所体现出的交往范型是一种血缘交往范型,其理论建构具体展现为“伦——理——礼——刑”的逻辑思维路径。血缘人伦与礼法规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礼法的价值取向是血缘性的等级秩序与人伦和谐。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机理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理论,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清末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新探

礼法合一是传统中国法律区别于近代法律的最显著特征。然而在清末，礼法合一的传统法律实现了向礼法分离的近代法律的过渡，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乃是这一过渡带的分水岭。它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导致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以往学界同仁从外来因素中剖析的居多。笔者感到，分析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不能避开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因此，本文试图避开纯法学的研究方法，改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主要提出了如下两则观点：第一，清末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及其对传统札法规范的冲击，是导致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或物质动因；第二，基于社会动因基础上的文化生活的演变和乡土观念的更新，是导致礼法分离的文化动因或精神动因。结论认为，没有清末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动因的影响，礼、法就不能有效地分离，外来因素对礼法分离只起了催化剂作用。     

对《周易·讼》卦的浅析解读

《周易》是殷周之际的一部重要的占卜作品,在《周易》六十四卦当中,讼卦是被历代易学家公认的集中记述当时法律实践活动的一卦,也是被认为能集中反映当时法律思想发展水平的一卦。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周易》的基础上对《周易.讼》卦进行探讨和分析,即讼卦的利见大人与自古以来的贤人清官情节的关系、讼卦与判例法的关系以及讼卦与无讼息争的法律思想的关系三方面的讼卦进行阐述。     

荀子礼法关系论

荀子推崇礼治 ,同时又提高法律的地位。其隆礼重法视野下的礼法关系理论包括礼的内涵层面的礼中有法 ,政治和社会价值层面的礼法并重 ,儒家理想层面的礼尊法卑等三方面的内容。     

对《唐律疏议》中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的“礼”性思考

《唐律疏议》中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十分严密,这种制度严格划分了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维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唐律》中的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礼"的吸收,使礼法得到高度统一。《唐律》已把法律之手伸入到家庭这种私人权利高度集中的空间,今天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它却符合"礼"的要求,这种合"礼"性的立法模式我们虽不能全面接受,但对当今中国的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末法学教育概况

尊卑有序、贵贱不等和皇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精要,并且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想转变传统法律观念是比较困难的.然而在清末变革的背景下,清政府通过法政学堂和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法学教育以及海外留学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以西方的法律观念为指导,按照现代法律部门的分类进行课程设置,教材多使用西文,教师也多为西方人.清末新式法学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一些新型的法律人才,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传统法律观念向现代法律观念的转变.同时,它也促使礼法分离和现代法学的建立,并为体现法治文明的司法体系的形成作了法理上的准备.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

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点是温情说教的礼与暴力强制的法在维护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和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前提下的有机结合、共同为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的基层乡里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并始终贯穿于基层乡里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中,表现为礼法并用以广行教化,注重对基层社会的思想统治;法律强制推行什伍保甲,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控制;宗法自治与国家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基层行政模式以及礼法并用的基层乡官课考方式等     

礼法兼治与刘宋士人人格建构

刘宋时期儒学复振的核心是礼法兼治。在崇礼重法的背景下,士人地位提高,礼学著述的数量增加,以儒立身、以礼持家的名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玄学学术化,众多文士与名僧大德结交,佛教也日渐强调礼法的普世性、合理性。刘宋士人大多囿于门阀利益,移忠作孝,强调对儒家礼法传统的灵活继承,在进退出处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人格特征。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无讼价值取向的再认识及反思

"无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念,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对后世国人法律观的树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无讼观念形成、发展的原因,并对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法治观念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