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模式的分析——以阿克塞、肃北、天祝三县为例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本文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试图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民族”与“族群”之辨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方式探析

文化是不同民族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同一民族内部联系的纽带。独特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造就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类型。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这种既有"东学西传"又有"西学东渐"的民族文化交融绵延一千多年,更迭频繁、波澜壮阔堪称人类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文化碰撞交汇是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走廊内各民族文化之间各种形式的碰撞、互动和交融,才谱写出河西走廊丰富多彩、多元共生、兼容并包的民族文化壮丽画卷,河西走廊也因此而成为我国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文化积淀最深的"民族走廊",彰显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     

藏彝走廊多元文化视阈下的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互动研究——基于丽江市永宁乡的研究

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指古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和西南地区民族间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久而久之在此形成了复杂的多元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对藏彝走廊诸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对丽江市永宁乡采用个案分析研究,重点研究分析藏传佛教与当地民族社区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发现,藏传佛教是永宁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它与当地的经济、生活、文化相互交融,在交融互动过程中逐渐成为当地民族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民族特色文化和社区归属感的符号象征,在保持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的良性互动中,维护了藏彝走廊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民族社区的安全与稳定。     

论文化互动的类型——兼论"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实质上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在文化互动频繁的当代社会,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或许可以成为阐释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范式.文化互动有五种类型: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文化结构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这五种类型在"武陵民族走廊"都有体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的形式将更加复杂.     

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民族走廊"的理论,指出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北民族走廊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为主干道,南北有两条平行的辅道,还有与之交叉的南北通道。围绕西北民族走廊,历史上有氐羌、匈奴、鲜卑、汉、藏、蒙古、回纥等民族频繁进出,在此长期交往,并出现了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定居于此的民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中国的主要宗教也在此传播会合。西北民族走廊地区的历史演变,又与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紧密相关,而且在历史上多次影响全国。今天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研究西北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民族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

武陵走廊是位于我国内陆腹地的物资与文化通道,伴随着散杂居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定居,武陵走廊逐渐形成了散杂居民族和自治主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场景。蒙古高原南迁的蒙古族及其先民、云贵高原东迁的白族及其先民和华南北上的侗族及其先民共同构成了武陵走廊人口数量最多、分布也相对集中的散杂居群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恒久过程中,散杂居民族体现出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并存、文化认同与边界意识明显、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交融的重要文化特征。强化散杂居民族的走廊研究视角,对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走廊学”学科体系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河西走廊多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和主要问题

河西走廊是我国西北地区著名的民族交通枢纽,历史上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有明显的文化边缘性特征.当前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关系呈现出民族杂居程度不断提高、族际交往日趋密切、语言趋同化现象明显、民族意识增强等特点.当前河西走廊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经济利益纠纷、人口流动加快及民族意识的差异等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当代湘西民族文化互动探讨

湘西土家族、苗族、汉族交错杂居,生计类型日渐趋同,民族通婚范围的扩大,现代交通、通讯、传媒的发展,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是民族文化互动的条件.民族文化互动主要表现为民族节日的交汇、墟场中的文化流通、语言文字在交流中传播、民间宗教信仰的交互.在民族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的共性与多元并存,形成各民族共享的湘西地域文化;文化互动的模式具有民间自发和国家主导相结合的特征.     

试论河湟地区的民族地理学研究意义

"河湟"地区是中国西北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典型区域。"以水为据"梳理该地区少数民族聚落的分布特征,为该地区民族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反映了西北民族文化分布格局,少数民族人口的时空变迁,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间的调试关系等,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地理空间具有重要价值。河湟地区是整个西北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汉藏边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

西北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由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组成。西北民族走廊与其南端连接的藏彝走廊共同构成了汉藏走廊,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大的历史民族区域。西北走廊内部自成一体,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但其地貌地形、气候类型等呈现出复杂多样性,这为历史上农、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迁徙往来、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提供了得以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基础。     

多维民族视域下的互动与抉择——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藏民研究

祁连山北麓是指介于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之间的"边区"或番民区域。在历史的变迁以及演进下这一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以藏族、汉族、蒙古族、裕固族为主体的多维民族共生的民族格局。这里不仅是藏族的放牧场,更是藏族、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维民族文化互动与生存抉择的交会场。在这片场域下既隐含了藏族与他族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地方族群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政权的逐渐渗透下,祁连山北麓藏民完成了由"游民"向国家"编户齐民"的根本性转变。     

从马铃梆看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河西走廊不仅在古今地缘上处于交通要道,并且在当下中国的文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中也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河西走廊的这一交通、文化要道的充分理解有助于"一带一路"现代化战略在地缘以及知识体系上贯行。民国时马铃梆对河西走廊的书写,呈现了多文明的知识体系在河西走廊这一区域的碰撞融合,是理解当下中华文明多元的一个重要依据。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唐宋时代回鹘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回鹘与唐朝的密切接触,受其影响,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840年,部众西迁至中亚、西域及河西走廊一 带后,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加上受中亚、西域、河西地区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影响,回鹘社会生活方式由天幕移徙改 变为城郭定居生活,在生产方式方面,由草原游牧改为以农耕为主,同时兼营畜牧与狩猎,而且在手工业、商业等方 面也都有突出的发展;民族性格由善骑射、多寇抄而转化为和平而淳朴的民族;文化面貌亦由原来比较单一的形态 向多元文化形态转化。     

敦煌壁画中的骑射文化演变与民族原创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敦煌壁画中反映骑射文化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敦煌壁画中的骑射文化是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相互友好交流、交往的历史见证,是不同时期骑射文化的聚合,同时也反映了河西走廊古代民族的发展里程。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载体探析——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演化,关注民族文化的记忆建构过程,以及集体记忆以文化的方式是如何被传承的。同时借助社会记忆的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记忆图式,从民族认知主体的视角反思了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探讨社会进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互动模式。     

我国民族聚居区社会文化特征分析

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必须考虑其多元的民族文化特征,我国民族聚居区的分布可以分为城镇聚居区和乡村聚居区,这一区域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特征以乡村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文化特征可以归结为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笔者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