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

荀子、庄子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道＂范畴的建构中,荀子倡＂有待＂以成＂教化＂之＂道＂,庄子倡＂无待＂以成＂逍遥＂之＂道＂。本文以释道、体道、存道、明道为观照层面,以＂天为＂与＂人为＂、＂类＂与＂游＂、＂群分＂与＂自适＂、＂言教＂与＂不言＂为比较论域,对荀子、庄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论解构主义视角下的小说结尾结构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语境下,本文从小说结尾的＂结构＂与＂解构＂、＂现象＂与＂本质＂、＂作者＂与＂读者＂三个维度,对小说结尾＂结构＂的＂二律背反＂、＂现象＂世界的＂本质还原＂、作者与读者的＂主体间性＂的三重对话关系予以阐释,旨在还原小说结尾的人为＂建构性＂与＂解构性＂。     

儒家“生”之伦理：一种思想资源的意义

儒家伦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生＂的伦理。儒家围绕着＂生＂与＂天＂、＂生＂与＂命＂、＂生＂与＂性＂、＂生＂与＂德＂等多重关系,以及求＂生＂、养＂生＂方式等多个方面,赋予了＂生＂以深刻的伦理内涵,从而形成深刻的儒家＂生＂之伦理思想。儒家这种＂生＂之伦理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及当代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金文的“萬”

金文的＂萬＂分为主要用作族名或所祭人的名号的＂萬＂和用作纪数的＂萬＂两类。前者较特殊,主要出现在殷商时期。后者字形分为单个的＂萬＂、＂萬＂与＂（辵）＂构成、＂萬＂与＂彳＂构成、＂萬＂与＂止＂构成、＂萬＂与＂言＂构成、＂萬＂与＂土＂构成、＂萬＂与＂（〓）＂构成七种。＂萬＂字的几种异构形体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是并存的,战国早期利下第一和第四种,到战国中后期只剩下由单个的＂萬＂字构成的这一种形体,即小篆＂萬＂的前身。金文中用为纪数的＂萬＂字均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     

同样的母题,不尽相同的主题——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小说与哥特式小说同属鬼怪小说,它们都使用＂灵与肉＂、＂罪与罚＂、＂死亡与复生＂、＂此岸与彼岸＂的母题。但是,前者关注＂灵＂与＂肉＂在人身上的地位,后者则关注＂灵＂与＂肉＂的冲突;前者根据＂人＂的标准为主人公定＂罪＂设＂罚＂,后者则根据＂神＂的标准为主人公定＂罪＂设＂罚＂;前者表现＂死亡＂悲剧时关注面比后者更为广阔,使用＂复生＂的母题也比后者更多、更积极;前者的＂彼岸＂是＂此岸＂的翻版,两个＂世界＂的关系是＂隔而不绝＂,后者则将＂彼岸＂描述为未知的世界、将两个＂世界＂的关系处理为完全隔绝。因此,《聊斋》中的鬼怪小说具有独特的＂中国式＂魅力与价值。     

比较竞争优势人才培养中的几个关系——对“错位竞争”发展的思考

当前,高校间竞争日益激烈,而竞争取胜的基础在于人才培养的质量,重要策略在于走＂错位竞争＂发展道路,而错位竞争发展的前提是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比较竞争优势人才的培养必须在人才培养体系设置和过程中充分考虑＂虚＂与＂实＂、＂内＂与＂外＂、＂远＂与＂近＂、＂强＂与＂特＂、＂新＂与＂旧＂、＂真＂与＂用＂等几个关系。     

论因形索义的方法——以俗解汉字为例

有人认为＂出＂与＂重＂、＂半＂与＂牛＂、＂凤＂与＂鸭＂、＂方＂与＂圆＂、＂炊＂与＂烟＂、＂射＂与＂矮＂等几组汉字的意义长期以来被颠倒了,并且谬误了几千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种俗解汉字的做法不利于汉字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不利于语言的规范和应用,我们在理解汉字意义的时候只有坚持以古文字为依据,正确理解和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并且参证古代文献语言材料,才能正确解释汉字。     

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失衡现象探析

大学是一种文化机构,文化性是大学的根本特性。大学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失衡的现象,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失衡具体表现在＂形＂与＂神＂的失衡、＂理＂与＂力＂的失衡、＂雅＂与＂俗＂的失衡、＂价值＂与＂工具＂的失衡,探析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失衡现象,激发对其发展路径的深思,对我国大学文化的平衡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     

开发中译外研究的新天地——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的途径探索

探索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的途径,深入研究开发中译外的新领域,指出中国书法艺术可以融入世界各国文字尤其是西方文字,达到中为洋用,从而永葆青春,继续得以发扬光大。通过分析中西文字的结构特点及其书写工具,讨论中西方诗歌、名言等精彩文化载体之间的完美转换,论证了用毛笔书写欧美文字,将中国书法作品外译,形成一种崭新的艺术作品,实现书法艺术全球化的创意确有可行性。     

20世纪中外表现主义戏剧关系研究

本文对 ２０世纪中国与外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考察。认为从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中国表现主义戏剧大致出现过三次高低不等的浪潮,而这三次浪潮与外国三种有所不同的表现主义戏剧的作家作品和理论有着直接的关联。文章分别对这些现象作了论述。     

天津近代建筑师事务所发展研究

天津近代建筑的繁荣发展使天津成为当时建筑师聚集最多的城市，这些中外建筑师事务所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着中国建筑的发展，是后辈学习之榜样。文章以这一时期作为时代背景，论述了1840年至1952年在津的中外建筑师事务所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天津建筑事务所的发展过程，是由最初的外国建筑事务所所垄断的建筑行业，到逐渐有中国本土建筑师留学归来加入该建筑行业，再到组建中国本土建筑事务所并逐渐取代外国建筑事务所成为市场主流的过程。     

“文化过滤”在苏曼殊的《哀希腊》译本中的体现

文章认为苏曼殊的<哀希腊>译本是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把异国文化内涵经过本国文化传统因素过滤所得的呕心沥血之作,译本在形式、内容、意象方面都受到了本国民族传统文化精心的过滤,这也是近代翻译家们处理外国作品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使自己的译作更符合自己时代和民族的口味,译作的思想内容更易为国人所接受.这为人们重新审视晚清和近代翻译家们翻译的外国作品提供了借鉴.     

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五四新诗革命是如何受到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当时的翻译者主要选择了泰戈尔、歌德、惠特曼三位诗人进行翻译,目的就是为正在展开的新诗革命寻找理论资源和合法性。徐志摩的征求译诗事件,反映了对翻译实践探索的自觉,更说明了对新诗创作探索的成熟。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知道用中国传统的古体诗去翻译国外的自由体诗,只能是削足适履。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新诗革命的白话自由体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试论科技翻译工作者的素养

分析了科技翻译工作者所应具备的6种素质,指出了相当的外语水平和一定的科技知识是保证译文科学准确性的前提,扎实的汉语功底和娴熟的翻译技巧是保证译文艺术通畅美的手段,而严谨的逻辑思维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则是使上述两方面更趋完善的必要条件。     

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的独特透视——《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观察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卜松山先生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一书,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在思想史大背景下叙述美学、文论史;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现代阐释学的考察理路。该观察方式表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书写的中国美学、文论著作不同的、有新鲜感并极富启发性的要素,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富有成效的交流。     

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三十五年

1978年以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创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不少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心灵与世界交融的镜像——论陈忠志的中国画

长安画家陈忠志毕生致力于探索中国画的现代表现形式,他虽然吸收了外来因素,但并没有背离中国画的风神,作品仍然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让人能够品鉴出中国画的味道。从他的绘画题材即世事风情、地域色彩、历史意识与现实感怀等方面;以及作品的艺术特色即构图和表现手法上,诗画结合等方面探讨其作品与传统中国画的关系,分析画家个人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