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

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我们必须要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风险社会:可能及其可为的逻辑思考——兼论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及理论随着一系列全球灾难性事件的出现而倍受关注。但这一概念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少系统性的理论论证。吉登斯从其建构的社会学元理论出发,运用结构化理论来分析社会转型中的风险概念,认为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动力机制。在这三大动力机制运作下,尤其是在反思性的作用下,社会发展到了"传统和自然终结"的阶段,从而也就进入了所谓的风险社会时期。     

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

高新技术被人们称为“朝阳工业”,然而,高新技术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技术。尽管作为日常经验常规化的传统技术也有其潜在的风险,但现代技术产生社会风险的机制和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主要包括两类风险,即技术开发的风险和技术应用的风险,二者给社会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技术评价是技术完善的基础和降低实施风险的前提,技术预见对于技术风险的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建立符合风险社会要求的新机制,应该充分考虑人们的主观认知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理念,而不能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决策。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及其精准治理

随着“外部风险”被“人为风险”替代和主导,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转变。后发国家在全球化风险和本地化风险双重冲击下,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我国互联网新媒体浪涌式发展,催化了风险沟通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产生“粘合”及“轮推作用”,迟滞型风险沟通由此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嬗变。透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交互机制,发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存在“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为此,可通过主动预防型理念、“共同体”结构、“多速整合”机制、“互联网+”手段、政府职能的“五位一体”再造,实现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不良后果的精准治理。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处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风险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日益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风险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风险的社会机制。“非典”的蔓延提醒我们:面对各种风险要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促进民间社会的发育,使民间与政府合作共同化解风险;风险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合作是风险社会中处理危机事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略论新社会风险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产生了许多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风险与危机。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不仅给社会政策理论带来了新的转变,而且对各国的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工业国家都开始强调在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福利保障制度原则,加强社会包容,建立一个以应对“新社会风险”为主的福利国家。基于此,研究新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新动向,而且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论风险控制与现代技术风险

现代技术风险日益为社会所关注,成为管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主题,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们对风险的控制逻辑。风险控制包含一套成功的经验技能、技艺和实用性的知识。这套成功经验和知识的演变,带来了技术的创造和发明。技术创造和发明把风险管控推上新的台阶和层次,与此同时又产生技术风险。风险控制与技术对风险控制辩证的建构,形成一个悖论式的自反生长结构,催生现代技术风险,造成风险丛生的现代社会。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失业弱势群体及其风险管理机制建构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弱势群体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群体,其风险包括生存风险、心理危机,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具有循环性,心理危机具有群体性,而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则具有“风险升级”特点,因此,失业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必须建构层级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建构冲突“安全阀”机制、预警机制和干预机制,实施积极风险管理。     

论现代技术风险的内在生成

在现代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产生风险的机制与水平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技术风险是一种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的集合体.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既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原因,又有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人心理等外在原因.但毫无疑问,科技自身发展的不足是引发现代技术风险的根本原因.科学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技术风险的内在根源;现代科技的"逆逻辑性"是技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现代技术的复杂性是技术风险产生的时代诱因.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监管制度建设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风险社会”的来临,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现代风险,必须建构复合治理模式,从推进公务法人制度、行政咨询机制、信息公开制度和诚信政府建设等多个层面展开有针对性的变革。     

社会变迁与社会福利建设: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吉登斯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关于"现代性"已经结束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的"反思性社会"及其面临的人造风险仅仅是现代性的一个高级发展阶段而已,为了应对这种人造风险,除了摒弃解放政治、树立生活政治以外,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应该摒弃以往那种片面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个人义务的做法,将重点放在培养个人的就业能力上来,并努力实现福利主体的多元主义。     

现代风险环境中本体性安全的建立——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探索

现代性风险环境下,个体并不是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风险.文章在探索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就个体在意识层面上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主要表现作了一些分析,认为它们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个体建立自己本体性安全的需要,从而为更好地拓展未来打好基础.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闻媒体的危机管理初探

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规约下,人类、组织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由于风险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危机。因而,在“风险社会”里,危机也是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话语。本文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体应该和企业一样要重视危机管理,树立高度的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第一时间解决危机,将突发事件对新闻媒体品牌形象和公信力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认为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仍然处于现代性阶段。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互作用,导致了风险危机、道德危机、生存性焦虑和生态危机等严重后果。     

风险刑法产生的必然性探析

风险刑法是与传统刑法相区别的现代刑法，是基于风险社会时代背景而产生的刑法理论体系。风险社会是对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描述，传统刑法向风险刑法的运作模式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刑法成为风险管理和控制的重要手段。风险社会的客观存在对刑法提出的挑战是风险刑法产生的基础原因，而刑法内部的诸多传统理论也应当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发展进步，这种理论叙述的调整满足了“理论解释刑法运作”的要求，风险刑法理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殊途同归：吉登斯与沃勒斯坦的结构主义社会批判

吉登斯与沃勒斯坦虽同为当代英美左翼结构主义思潮之代表,但他们在社会批判的路数上差异明显。吉登斯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认为社会活动重组所产生的、诱发的风险“脱域”是结构的内在主线,以关注日常为内涵的“生活的政治”则是风险中的应有主题。受马克思影响较多的沃勒斯坦则将社会结构阐释为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认为分工塑造了社会活动的重组,分工中的结构失衡则是风险的来源,突破现有体系才是唯一出路。总体看来,吉登斯与沃勒斯坦叙事的起点分别为民族国家与经济生产,主线分别为脱域与分工,主张则分别为生活的政治与体系的突破,而对先验结构概念的执著和由此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的疏离,则是二人的共同特点。     

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

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现象,社会学家默顿、吉登斯和贝克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默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和范畴提出来,从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作了具体的研究.吉登斯将意外后果的范围扩展到风险,直接把现代社会的意外和风险与专家知识的特征及其运用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不满吉登斯过分强调专家知识的作用而忽视意外后果以及人们对它的无知的重要性,贝克从行动者之间基于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化而在知识和理性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来解释意外后果和风险,认为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人们对意外后果和风险的无知,并使工业社会转变成风险社会.这三位社会学家还就意外后果和风险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

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研究在中国再度兴起。从学科交叉的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从学术的国际对话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统”。如果以此为两个基本的维度,社会风险研究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公共危机”、“现实主义—公共危机”这四种研究范式。无论是社会风险研究逻辑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走势,都需要对现有的社会风险研究进行整合,打破社会风险研究与公共危机研究的学科分割,弥合现实主义研究与建构主义研究的鸿沟,总结“中国经验”,实现国际对话。     

风险社会中的谣言?流言与恐慌

谣言和流言是大众在社会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尧不确切的信息袁恐慌则是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人们面对现实的或想像的威胁做出的不合作或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谣言和恐慌自古就有,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却被赋予了诸多新的特征,并因此成为充斥着风险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常规议题。作者以2011年3月流行的“谣盐”为例,分析了谣言制造与传播的一般规律,并提出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增长,以及传播的便捷性,增加了谣言及恐慌在现代社会中扩展和蔓延的可能性,但后者也成为风险防范的可能的预警机制之一。